长诗之极端
——天铎奖感思
杨炼
长诗其实与篇幅无关。它是一种极端的思想形式，挑战诗人的思想家意义，尤其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处境极端逼人、文化系统极端错综、价值判断极端混乱的世界。长诗以自己的“极端”，应对那些极端。
当代中文长诗的潜台词，是针对、反思三千年中文抒情诗的传统。汉朝以降，大一统国家观念禁锢独立思考，古典抒情诗的短小、散碎、随时宣泄、浅尝辄止，以形式追求偷换追问力度，以辞句精美偷换思想深度，优雅处决了屈原的执着、先秦的个性，特别是后续历代汉语诗人自我更新的能力。当代中文长诗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出我们自己的天问——深刻的社会、文化动荡，定会激起伟大心灵的回响。反之，身处激变而思想贫弱，注定写什么都是死胎，遑论长诗！
当代中文语境，是一张收录风暴之海的航图。当我们说反思传统、建构自觉，不是仅仅谈论中国，而是要同时面对传统与外来一切资源，打开和归纳、激活和重写它们。以我的诗《
》和古典《易经》的关系为例，我的尝试，是打破后人给《易经》附会的线性系统，还原其先天内涵的自然象征体系，那个共时的智力空间，贯穿了“变之统一”的成熟思维。《》 以这部中国文化第一书为根，而将枝叶直接探入当代诗的创造活力，这部长诗由此成为语言的观念装置艺术。顺便一提，谁学舌嚼字，图解中外文化现成符号，只能是被它吞噬得尸骨无存。因为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符号”，正因其成熟完整地沉积了历史人文的经验。它们拒绝被简单利用或借用，却只认可真正的思想较量。所谓“激活经典”，唯一的途径是自己去成为经典。
每首当代中文诗，都是一个“思想——艺术项目”。但，这个项目只能“写”出来，一句句、一节节、一部部，把对人生、传统、语言的反省，都呈现于“写”之内。长诗的大敌是空洞，而思想之空，肯定印证于写作之空。盯视一个句子，如果它疏松、坍塌了，那再拿整体说事也没用。长诗诗人，既得有铸造青铜重器的膂力，又得有精雕良渚玉琮的精细，他（她）不得不同时兼“写”不同层次：长诗最深的表述层次，是它的结构，《神曲》的三界漫游，核心在以一个人裁判全部历史；《离骚》的上天入地，立意于独立求索宇宙精神。它们都在语言深处结构了一个表述框架，用它揭示着最根本的诗意。有这个最深（和最高）的内核，长诗真能成为一座向下修建的塔，次第建构起极度讲究的局部。这“讲究”，绝不止是形式优美，更得有形式主义的苛刻苛求。长诗的诗句和语言，每一行都是“在思想的深处感觉”*，却严厉剔除那些人云亦云、麻痹泛滥的“感觉”。 一种音乐才华，以音乐在想象中构筑空间的能力，统御每一部分的形式、各形式之间的关系。它的张力，来自词语的向外爆破，和结构的向内压缩之间。因此，对我来说，散漫的叙事能成为历史的象征，但不够一首“诗”（荷马、司马迁出局了）；长，而缺乏结构金属般的压力，也形不成一个整体（庞德的《诗章》被排除了）。因此，长诗诗人的高标是屈原和但丁。我们的漫游，在自己开放的潜意识和深刻的意识之间；在血肉深处的形而下下，和穿透个体抵达的形而上之间，直至每个意象，都既偶然、又必然地生长进一个活的大灵魂。这，使我们直接衔接上了“经典性”**，一种对古往今来杰作的跨时空检验：历时剥出共时，共时透视历时，直到人生被诗的“处境”涵括其中。
说到底，一部长诗必须归纳一个完整的人生阶段。这里的“功夫在诗外”，第一是活到位，第二是思想的独一无二。我用《》 ，归纳了我基于文革的废墟反思；用《同心圆》，领悟了人的流亡本质。用《叙事诗》，找到了历史和个人的内在合一。三部长诗，花去将近十四年生命，与一个句子对峙，漫长，又多么短兵相接！所以，人生不够成熟而写长诗，很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浪费，因为，一个抉择简单而可怕：你要么是但丁，要么什么都不是。这里没有苟且的余地。
由是，长诗写作，要求“神性”么？抑或其实很单纯：要求一个伟大的人？在商业全球化、玩世不恭全球化的时代，活成、写成一个诗意的、主动的他者。我期待，不同语言的长诗诗人，将以各自极端（甚至异端）的能量，撞响同一只“天铎”。让我们听清，还有一个诗意的全球化。一首首长诗，其实是同一首长诗，超越语种、国度、文化、地域地，拒绝任何对精神的限定。
让这个极端引领我们。
2013年12月15日初稿
2014年1月11日定稿
*引自拙文《智力的空间》
**参看我的论文《经典性：一种思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