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自觉

杨炼

一九八二年，我开始写一篇短短的论文《传统与我们》，我知道，我所持的观点很容易使自己左右为难，我将被因循守旧的卫道士和叫喊“反传统”的年轻人同时非议，因为我指出：传统既不能靠固定的外在程式因袭，又不会被自命不凡的小聪明一举颠覆，真正加入传统必须具备“成熟的智慧”，即怀疑和批判的精神、重新发现传统内在因素的意识和综合的能力。一个诗人是否重要，取决于他的作品相对历史和世界双向上的独立价值——能否同时成为“中国的”和“现代的”？这样，我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自觉——寻求困境的自觉。任何捷径都是不存在的。意识到危机并冒险突围，然后在更高意义上面临深渊，从而使困境永远触目，这是中国现代诗开始进入成熟期的标志。
对于保持着敏感的人们来说，中国诗坛的最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诗，从自发转向自觉。所谓“自发”，指七九年开始的青年诗人们的“第一次否定”，诗带着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和希望，在墙上宣言或手中默默传递，以有限的西方现代诗手法为借鉴，在诗人的良心所不能接受的世界上要求人性和正义。从此，更深刻无情地挖掘人类生存和命运，成为中国现代诗底蕴中不变的主题。作为诗本身，这里强调了“两次否定”。“第一次否定”针对的是七九年以前泛滥的“非诗”，它们的“影响”依附于政治事件，它们的作用主要在图解社会主题，它们借用一些现代诗手法却并未试图建立自己独立的诗歌意识。因此，它们的意义，与其说是诗的不如说是诗人的。真诚和真实、反抗和觉醒。这些“第一次否定”提出的人格目标，恰恰延伸成为“第二次否定”的出发点。诗的“自觉”的阶段，从这儿开始而不是到它结束，基于它而非仅仅为了完成它。在今天，作为诗人，不仅要意识到生存对于人的压迫，而且必须意识到整个文化传统乃至世界文学的总秩序对我们作品的压迫。
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是自觉地、内在地分析、把握整个传统（不仅是四九年以后的历史）与自己创作间的复杂关系。并力求不是在题材和主题上，而是在表现本身显示出思考的深度。后一点尤其重要——这里不存在“寻根”与否的问题，只存在通过创作如何体现出历史意识的问题；不存在搬不搬用古人典故的问题，只存在诗能否以现代纵深力度涵盖先人智慧的文化意识问题；不是匠气十足地玩弄“美文”，而是把对语言的探索视为更深刻更能动地挖掘人类生存之必需——总之，“自觉”首先是否定盲目性和简单化。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的封闭性，中国历史异乎寻常的静止的时间性，加剧了人们栖身于习惯的危险。如果说，洞悉世界使我们获得了分析自己的某种方法，那么对我们现实和传统多层次地无情切割则进一步深入了对困境之残酷与突围之艰难的认识。在诗歌上，这个突围体现为建立一个诗歌实体的努力。它应当既充满现代经验又穿透这些经验背后历史的独特性，既体现为现代语言又把握住传统作用于某一语言内部的种种内在因素。通过“自觉”，把本来只表示地域的“东方”提升到人类当代文明的普遍意义上。中国现代诗唯一的生存价值在于使自己已有能力综合不同来源而形成完全独立的全新的文字现象。
因此，我们命中注定来呈现一种力量，超乎每个个人又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渐次呈现。打上不同诗人的戳记却达到同一种内在层次的丰富。于是，诗人一千次死亡为了诗一次诞生。诗人被他的信仰带入深渊而诗由此抛弃被传诵一时的厄运。
这就是“自觉的诗人”。可以这样说：“自发的诗人”之重要，在于他对个人的意义——个人欲望的直接表达（因而，大多集中在表达什么）；而“自觉的诗人”之重要，在于他对文学现实总体的意义——他的诗歌世界，必须使文学面临改写的危险（所欲表现者与表现的独创方式的合一）；“自发的诗人”往往意识不到自觉的必要性（因而，明明自己在前人阴影笼罩下却集旧沾沾自喜）；“自觉的诗人”却不会由于他对诗本身各种可能性增多了解而减弱创造的神秘冲动，恰恰相反，诗在更高的基点上俯瞰万物，具有更强的灵感辐射、更深入的把握和缔造崭新秩序的能力。自发和自觉，前者是每个诗人之成为诗人的基因，后者却是一个文化传统之拥有活力（这活力也必然作用于所有诗人身上）的基因。从自发向自觉的过渡，应被视为同一进程中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仿佛原生质的最初合成，“自发”的碳和水与“自觉”的生命之间，不是递增，而是创造。
现在，我们考察三个领域探讨这一进程，那就是：意识。方式。语言。
首先，意识：对诗歌的基本意识决定着诗人进入创作的角度，间接地，也决定诗写成后面对世界的姿势。反观历史，中国诗歌的源头就存在两种状态：屈原的层次纷繁的复杂世界与《诗经》的单纯的抒情传统。在屈原的诗里，自然、历史、文化背景统统被打碎，被充满现实感受的诗人重新组合，提升为一个超越狭隘功利性的纯粹世界。一种复杂的纯粹。而《诗经》，则更强调现实的、片断的场景和感受，直接描写成隽永的小品。通过现代诗的“第一次否定”，诗人开始把独立思考带入诗中。诗虽然不再仅仅作为官方宣传的工具，但仍囿于诗人自己的政治、社会、哲学观念的图解，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地追逐一厢情愿的“真实感”。从“一个老人站在路口”到“一根拐杖站在路口”，从原形描述到变形描述，诗的工具命运依然如故，只不过多了些意象的装饰。在这里，我要说某种危险近在咫尺：丧失自觉的危险——举出鲁迅的例子就够了。阿Q的浑浑噩噩，祥林嫂的忍辱偷生，体现出“五·四”一代对传统文化从语言、观念到文学意识的整体反思，但是，他的这种独立和自觉很快消失了，他中期直接社会性的杂文，以社会群体的立场代替文学的独立，实际上已与他抨击的传统思维方式毫无二致——在层次上，甚至在方向上——一旦文学离开独立，几千年的阴影就随之而来，一步步把悲剧演成闹剧，直到“文革”那怪异而必然的结果。自发的盲目性不仅吞噬了作家，而且吞噬了自以为“真实”的文学。于是我们发觉：没有自觉一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神话都是空谈。诗的自觉，从对诗的基本意识开始，我们追溯的是屈原那自足而能动的强大的诗歌血缘，它丰富得足以囊括一切死亡，纯粹得高高在上，因而无动于衷，无可利用，不必求助任何外在的说明就直接构成自己的本体。诗是对诗人创造力的考验，而创造力是诗人的独立性（他丰富得足以独立）、空前复杂的占有（多层次的经验）和巨大的综合能力的总称。像屈原那样，调整诗人在现实和文学中的不同角度，把整个世界经由诗人之手变成语言（仅仅是语言），向诗升起，注入那个横越千古的绝对空间。从而加入一切时代一切人的世界。我说：伟大的诗，其核心就是境界，其境界是穿透死亡到达的澄明。诗人写作而无所期待。语言逐一呈现而构成孤悬的现实。诗孑然一身，随着岁月与人群的滚滚流动，既纹丝不动又无穷变幻。人类形形色色的苦难，万物无所不在的智慧，在一首诗诞生的此时此地，围拢，显形，攻入每个正在读它的人。
其次，方式：自发的诗人显然风格上有所不同，但诗的呈现方式却大致相同（请注意：这个“方式”，不同于每一首诗中常被人们误认为结构的语言排列。方式是形式内部更带普遍性根本性的某些规律）。自觉的诗人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寻求构成自己诗歌的独特方式，这方式贯穿了他的各个具体作品。我曾在《智力的空间》一文中写过：“大诗人并不是以情绪的强弱，而是以充分发掘内涵后构造有机空间的能力为其特征的……层次的发掘越充分，思想的意向越丰富，整体综合的程度越高，内部运动与外在宁静间张力越大，诗，越具有成为伟大作品的那些标志。”我又说：“结构，就是诗的组合关系的总和。”尤其在今天，死亡与澄明缺一不可，我们追求的是屈原的高度，而不止是陶渊明的高度。得创造一种方式，让自然与人生，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文化与人性……诗人的复杂经验在其中获得组合的多样性。可以说，诗人经验的厚度和意识结构的丰富深刻，在选择方式本身。为了完成诗与整个人类生存的总体观照，诗抛弃外在的时间性，而在语言内部让不同层次的感觉互补，让相异的思绪相交，让局部充满流向和喧嚣而整体又浑然寂静如一。于是，构成方式本身成为诗之内涵的同义语。它不貌似“深刻”，却保持冷静。不轻 率地乐观或悲观、肯定或否定，却展示出足以包容这诸多极端的动态平衡。可以说，诗人对经验的意识程度越高，对建立自身意识结构的能力越强——越自觉——他在寻求方式时越自由，处理语言和把握内容越主动。诗一旦写成，便脱离任何人成为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诗人再接近它时，也将与所有读者一样，必须遵循语言方式的引导透入内部层次，最终被一个形而上把握中的总体所俘获。作者与读者，并不是在读诗之前或之后，通过什么“诗之外”的方式结识，他们唯一联接于被诗一视同仁的一刹那，当他们真诚地企图突入这同一个世界的一刹那。
最后，语言：在诗的自发状态下，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诗人急于陈述和说明某一观念，于是匆匆为“意”而“言”。而自觉的阶段，语言是诗的初衷和最后目的。语言也是诗面对人类生存的唯一临界点。它包含“意”却不拘泥于某一个“意”，它是构成诗的最基本材料，却又在构成过程中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指向性与丰富的模糊性。诗意最终取决于语言空间的组合与暗示。从这一点出发，我强调“构成性”的语言，强调语言存在的直接性、突然性，用看起来无根据的“突入行为”迫使诗打开空间。在这里，陈述与思辨只是某种辅助性的手段。诗人寻求困境的本能，促使我们真正深入中国文字，探索它独特而长期被忽视的表现功能，并寻求与人类当代思维相契合的新的组合关系。“自发”的诗常常是诗人“统治”语言，“自觉”的诗人却必须在诗人对语言、语言对语言之间建立一种互动——互相发现的网络。尤如屈原在《天问》、《离骚》和《九歌》中，截然不同的语言状态与诗人互相导引挥洒自如。现代诗更加强了这冲突的狂暴与嵌入的果断。我说：每一首诗直接呈现如一次原始的创造（决不是在题材上“描绘”开天辟地），这是中文给予诗人的最大启示：中国文字字形的视觉性、音调的断裂性、意像的包容性、塑造的明晰性并列性，语法的任意性和思维的客观性——可省略人称、时态等等，显示出诗的外在时间被抽象（永远的现在）与内在空间被构造的同一进程，表意性与表现性的同一追求。每个字，写与字，词与词，像天空和最后一抹阳光、黄河与一无所有的黄土，强烈点染勾划出高原上的黄昏。既 各自孤独又结为一体，既偶然又必然，零乱而严整。它赋予诗（或所有文字）存在于世界最本原的含义：通过大规模语言实验去体验其内部不断生长的秩序，本质地拓展人类感受和思维的可能领域。诗提高人类。自觉的诗，本身只能是这样一个其疆域不断扩大、特性日益鲜明的语言王国。
那么，概括诗的自觉，或者说诗具有“自觉性”的标志，可以从以下几点见出：一、对于历史与传统，既不是盲目依从也不是简单地寻求“断裂”，而是采取平等正视、自由吸收的态度，让从古到今的一切成为自觉参照的资源和随意驾驭的语言。二、对于自我，既强调体验又强调超越，诗必须在构成本身时呈现出经验的复杂和境界的提升、死亡的丰满和澄明的纯粹。每个诗人历尽沧桑的一生必须由诗赋予无限的意义。三、对于艺术标准，每一首诗置于世界诗歌总环境中应当是独特的。它作为人类全新经验的起点，将方式和语言统一成行为，将触角伸展得尽可能广阔，从而能够在创造另一个自然的努力中使精神历险与更新。
海德格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归根结底只说出了一个思想。”必须记住，文学“史”是一个谎言。杰作并无古今远近之分，刚刚渡过的一瞬与太古对于我们是同距离的。大诗人是指那些有魄力、有能力创造自己独特的语言构成方式，去本质包容当代人思维的复杂性的人。他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源”，成为后来人们摧毁或发现的对象。在中国，对于诗之自觉的思考，将使这样的大诗人的出现不可避免。
作为社会和文学双重“叛逆者”出现的我们，正发展和巩固“第一次否定”的积极意义，更深邃地揭示我们的生存和更有力地创作我们的诗，这条“二而一”的道路，不是把视线引向昨天与明天，而只能注目于今天。不回避、不畏缩、不理睬乌托邦也不作美学上的低能儿，我们的诗将构成“今天的传统”：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规定——它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成为反抗和活力的双重源头。
因此，我所强调的当代诗，不是已经出现、引起骚动的那些，而是正在孕育、辗转阵痛的那些；不是跟在西方流行观念后面亦步亦趋或只把老祖宗贴在鼻头上卖假古董的那些，而是能迫使历史、文化和大千世界化为语言加入诗作的那些；当然，有人省悟太迟，有人因无力改变惰性而落伍，但另一些更有能力的诗人懂得：除了完成向自觉的转变，我们无法使诗摆脱自发阶段的社会新闻性质，而中国现代诗以全新的文学现象独立于世的愿望或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本文旨在提示“意义”，而非提供“法则”。必须承认，“反叛的愿望——重新发现的努力——加入的自觉”，每一步在寻求一个新的困境，每一步也确实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没有一次挣脱是一劳永逸的，也没有一个平衡是抵达终极的。对于中国现代诗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我说：“当行为上毫无选择时，精神上却可能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作为这自觉的痛苦的唯一报偿，在中国文化传统普遍面临的黄昏中，我们收藏的与其说是黑夜，毋宁说是智慧的猫头鹰。①

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十三日
杨炼于北京·坡上村

① 德国哲人黑格尔语：每当人类的黄昏，智慧的猫头鹰就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