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向内心沉默的门

　　我不把写作看做至高无上的事情，它也许是让生命延续的某种手段，每个人对岁月的流逝都有一种选择的方式，究竟哪一种方式好一点？我想我没有足够的权力回答这个问题，它既简单又复杂，很难用好或坏来判断，这是一个很容易令人步入歧途的话题。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绕开这个危险的诱导。那么我选择写作也许是“一种误导”，我在这个“错误”里越走越远，我把写作称为一种“美丽的错误”，它既残酷又美丽。写作，敞开了我内心沉默的大门。

　　由于时空的错位，导致我的思维错乱，我经常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我不知所云，甚至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对任何事物都置若罔闻，我虚无飘渺到一种“空洞”的状态，有时这种“空虚”感知良好，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假想，一种短暂的“自我欺骗”，它到达某种“无为”的境界，这种“超然”，尤如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之感，这种“受不了的轻”使我不得喘息，我必须寻找一种发泄的方式，面对写作，是我迄今为止找到的唯一方式。有时我又认为我的写作或多或少有一点阴差阳错、天时地利、人不合，所导致的结果。我在这种自相矛盾里纠缠不清，我一边“憎恨”写作，我一边又“割舍不下”写作，我不是那种把写作当做自然属性的那一类，我绝对玩不到那种“潇洒”的地步。当内心的孤独和外在的孤独一起向你拥来，就不得不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姿势，把它建筑于笔和纸的关系之上，就是一种姿态。写作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阐示，一种对生活性格的隐喻。我用写作来“惩罚”我自己，在这种“自虐”中有时可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也是一种“自我验证”的过程。写作就是逃避。我本质上信奉“逃跑主义”。当我面对自己的困惑时，我不得不做出选择，可是我又无处可逃，写字，成了我唯一的能力。（绝大多数时候，这种能力是不值得信赖的。）于是，我只好逃跑到文字里，这也是我唯一的去处。

　　虽然我的写作被我自己称作“某种误会”，这并不意味着“骑虎难下”的局面，写作，使日子流逝的快一点。也许有人会大大嘲笑我，‘在这么纷乱繁忙的世界上，你居然大谈用写作打发时光，这未免有点太奢侈了’。伍吉尼娅式的雅兴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此种说法。在国外“玩”中文，等于“自杀”，它与生计毫无关系，纯属一种“自愉”，对文字的要求也就更加纯粹，更趋于个人化，对语言的要求也就更加“自觉”，在“语言的游戏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游戏者”。另一方面，当世界的大门向你打开时，你接受外来的事物越多，你就越了解人类最基本的处境，无论“中国”与“外国”，人的基本处境是一样的，这就要看你如何用你自己的独特语言方式挖掘“人性”最普遍而又最深刻的那一面？如何把“我的中文”写作与人之普遍的境遇结合起来？这是我在我的写作中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所处的生活位置极其怪诞，我无从控制。我在八年的漂泊生活里获得了不少经验，无论是痛苦的还是值得记忆的，这种经验本身就为写作提供了某种先决条件。它，促使我思考许多问题，在我过去的母语环境里，我从不考虑语言是什么，时空的变换，距离的差异，语言的不同，反而增加了我对语言的敏感性，陌生的语言不断地“伤害”着我，我变成一个“哑巴”，一个“睁眼瞎”；我既“不能说”，也“不能读”。在中国，说就是一种表达的自我方式。因为每一个人都懂你的语言，你可以充分地表达你自己，语言对你不是问题。到了国外，你就是一个语言的低能儿，一个语言的囚徒。由于没有语言，听觉变得异常敏感，这种敏感很无奈，是一种痛苦的磨擦。我在自己的语言里舞蹈，自话自解，奇形怪状。但是，在我的身体内部总有一只中文的耳朵，聆听着所有的语言，我把所有的语言想象成中文，以为那样就能“自足”了，可是这种“自我欺骗”并不能使我满意，我问我自己什么是“语言”？这是我在国内绝对不会提出的问题。以前，我以为我在自己的母语世界里如鱼得水，语言对我不构成问题，我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我的中文，滥用中文的程度很大，但我并不意识。正是这种距离感使我意识到以前不曾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在这几年的写作经验里，我才逐渐地意识到：语言就象一口“陷阱”，在这场“游戏”中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它的“圈套”。文字就象一条噩鱼，当你玩它玩得越多，你就越能感到它的“狡猾”和“凶险”。文字的边界是无限的，它永远在你的前面，你追赶它，却无法超越，你知道你在这场“游戏”里你是“输家”，正是基于这一点，你要和它游戏下去。

　　文字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功能，你通过文字可以变相地审视自己，这种文字的空间感是任何事物也无法取代的，它有一种神秘的效益，如一面镜子，靠思考之光把你折射在一个隐秘的角落，你不露声色地发现自己的许多面，又不必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假如你在文字里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你总是想方设法逾越它，这种状态令人既兴奋又绝望，这是一种理智的自我磨难，想象的可能性可达到无限的辽阔，只要你能驾驭文字，你的创造就是一种无限，它可以任意地演义成所有的辞，辞的背后就是一种隐喻，就是一种启迪，一个面具，你可以把自己隐身在辞的后面，说出你要想说出的话，这种诸多的可能性，我把它看做自我精神治疗的一部分，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迷失方向，要想回归或走得更远，就得不断地发现自己，沉淀我们的经验，去营造一个自己的堡垒，在自己的内部旅行，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程度，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也许会柳暗花明，也许走入死角，这要看你使用文字的能力，在这儿我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只是有一个情结，写作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与我的生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它在潜意识里诱导我走向一个离现实越来越遥远的方位，可是，现实的压迫感又那么具体、强烈，我无能为力把自己变成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人，这种困惑我无力超越。可是我又非如此不可。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外在的时间始终和我身体内部的时间不是同步，一个人身上有两种时间：“中国”、“外国”，看待每一件事物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何消化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东西？把它化解成为自己的理解。在我的内部结构对时间的意义有了一种自我阐示，“时间”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于是，写作就为我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写作本身就是“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我在这种自觉和非自觉的状态下记录了一些“原始状态”的“非我”和“我的”存在，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动写作”，那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记录了一段时间的空白。我在国外，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大片大片的空白。在国内时，绝对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我自己把它解释为一种“文化缺氧”，在这种“缺氧”的状态下，有一种“反作用力，那就是我在失去“母语的土壤”下找到了“我自己的语言”。（在这里我要提示一句，我是到了国外才开始真正写作的。）我用“我的中文”表达一种存在的氛围，把外在的时间与我身体内部的时间联系在一起，这种时差，在我的写作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在国外写的第一篇小说《恍兮惚兮》它不但叙述这种时间错乱，也表达了某一种混沌不清的状态，游离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困惑，而这种困惑最直接地表现在语言上，实际上这是“内与外”的文化冲突。）其实对西方文化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都是来自没有语言，那么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只是一种看得见的文化，而你只是一个站在外围的旁观者，你不能触及到它的脉搏，突然发现自己以前拥有的能力都消失了，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促使自己从内部思考“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八年流浪的经验“中国的时间始终没有从我的身体内部消失”，大量的时间经验囤积下来的元素就象完整的矿藏，被“我的文字”从“我的身体”底部挖掘出来，如后来我写的《河潮》、《小梦涅般》、《婚戏》都是中国经验的结果。我想，如果没有在外的生活经历，我是不会处理这种题材的，也不会用这种小说结构来这样表现，这是“内与外”之间的关系，似乎它们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在潜意识里有一种默契，也就是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有人写作的风格是外向型的，扩张式的，善于写大题目，社会问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不是我所能驾驭的。而我的写作是趋于内心化，是从外部走向内部，向内发展，挖掘内心的困惑与恐惧，更多的是女性的焦虑。这也许是“上天”给予女性的特性，始终让我们不安。我想通过写作，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历史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再加上女性特殊的位置，这样一个坐标系来表达自我，最终的核心是“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这是我流浪生活里最大的收获，也是一种放逐的人生体验，或许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放逐”。它促使我“自虐”，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有一艘沉默的战舰开向了我内心的大门。它用文字反沉默。“沉默”是对写作的一种保温，一种文字的保温，这种内心的沉默是很有必要的，它使语言不至于“水土流失”，我的漂泊生活已经迫使我失去了很多生活的机会，所以我不能再让我内心的生活再一次随意漂走，它完全属于我个人。于是，写作就成为一种纯个人化的东西，用文字的张力控制内心的疯狂，这是一种力，是由外向走向内向的图解，它是一座内心的城堡，当它完成了，于是，它就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与你毫无关系。你可以继续保持你内心的沉默。它比说出来和说不出来的要有力量的多。这种内心的沉默就是一种囤积，一种矿藏，它把你生活的经验沉淀下来，在你的身体里长大、成熟，当你在写作过程中你便可以把它完整地挖掘出来。内心的沉默是对语言的一种反省，你用文字省视自己，它就理性的多。当你用文字代替语言，你表达的愈多你内心的沉默就愈庞大。说，就成了一种附加条件，写作是一种很好的内心整理，你内心的脉络越清晰你笔下的表达就越娴熟，而说的功能也许就减退了，我写得越多我就越无心把它说出来，说出来的和说不来的通通都建筑于我的文字，你内心沉默的大门便一直敞开着，你内心的对话者越庞大你就越保持沉默的姿势。它将是一个非常磨人而可靠的伙伴。从另一个角度看，于其说写作是对自己内心的反省不如说是对自己内心沉默的公开挑战。它把许多无法启齿说出来的绞痛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心的走向，它更趋于个人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写作本质上就是与自己内心的沉默者的一次漫长的对话。这艘沉默的战舰，它与自己撕杀和搏斗，它与自己分享快乐和痛苦，作者和语言之间的某一种自虐和被虐的关系只有通过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而这种自虐和被虐的过程是一种沉默的较量。每一个“玩”文字的人都在劫难逃写作过程中间“内心沉默”的“法术”，这座“内心沉默的大门”将永远向我们敞开，我们走入其中它就是一个“番多拉”的盒子，不知有多少“大鬼”“小鬼”在等待着我们？这就是我们选择写作的困境。

友友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