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乐：中国艺术的思想活力

杨炼

一场难得的对抗性思想对话

什么是当代中国艺术？它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思想？这些思想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关系？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８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那座举世闻名的雅典卫城风格的雪白建筑，给当代中国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人类文化时空的汇合点，在这里举行的《墨乐》大型思想—¬—艺术项目，让我们与古进中外的伟大鬼魂们进行一场难得的对抗性思想对话，这与其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范本，不如说是中国当代艺术自我沉思的一部分。

关于这场艺术活动，中国的读者已经阅读过不少相关的报道。但是，诸多的文字中，谈论“艺术”者比比皆是，但是那个冠在“艺术”之前的“思想”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多数人却不甚了了。无所不在的“思想”，是不是太普遍也太抽象了？这场与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中国古典山水画展相配合的《墨乐》，究竟想传达给世界什么样的思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很困难。但是，你如果知道被奉为整个中国传统绘画之祖的顾恺之的名作《女史箴图》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并且是这次古典山水画展的奠基之作，你就可以想见压在这几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特别是书法家曾来德肩上的分量了。顾恺之画人物，有著名的“不点睛”的故事。传说他所画的人物一旦点睛，就会活化飞天。在此雷霆万钧的神韵巨制前，曾来德和我们这些仅仅倚仗着“当代”二字就想安身立命的艺术家，站得住脚吗？哪怕只站住万分之一秒？

站不住也得站。《墨乐》证实，也在证伪。《墨乐》的主题设计，一开始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有意识挑战。它的“思想”，就定位在中国古典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创造性联系”上。自从二十世纪初，我们就开始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转型”转了没有？转了多少？向哪里“转”过去？空话没有用，每一幅作品才是见证。动辄拿“五千年”说事没有意义，顾恺之的强大，正在于他开辟传统而非因袭传统，与他之间要构成“创造性的联系”，必须得其神，而非慕其形。这就把问题提给了当代艺术家：你创作中的个性和能量，是否配进行这场对抗和对话？配，一个创造性的联系就在建立之中，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一个依然充满活力的中国文化“传统”；反之，最好别提“传统”一词，你说的“传统”，根本不是什么“传统”，充其量是一个 “过去”。

主题定位在对我们自己的追问上，中英艺术家的对话层次也就自然成形：一，文学，在中国旅英诗人杨炼和英国小说家罗梅石之间进行，通过对杨炼刚刚出版的英译长诗《同心圆》的讨论，切入汉字的语言特性以及它在当代诗中的再发挥，为整个项目奠定思想基础；二，视觉艺术，在中国旅英艺术家曲磊磊和爱尔兰艺术家布郎之间进行，既回顾中国书画史、又专注于讨论曲磊磊刚刚完成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由此递进到体现“创造性联系”的高潮——第三层，由曾来德现场狂草李白诗《草书歌行》，伴之以英国大提琴家萨拉姆的演奏，这场纯粹由音乐性构成联系的“无辞对话”，把“创造性联系”这个思想主题，推近到数百观众眼前。这个现场，与其说是在演示，更该说是囊括。观众们的预期完全被打破了。他们以往的“中国知识”变成了对自身局限性的疑问，而整座散发着干尸气味的大英博物馆被激活。一切，都加入了一个鲜活的、中文的“现在”。

汉字：独特的思想载体

每个关注中国现实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之后，中国依然是极为“中国的”——一个令我们内心充满酸甜苦辣的词，塞满我们日常生活的舶来品，充斥我们口腔的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翻译词，想象一下，倘若没有“科学”、“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组织”、“运动”这些语汇，我们怎么可能描述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经历？但是，那一个个、一批批“新而又新”的词汇和我们太经常遭遇的老而又老的痛苦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人追逐时髦理论的热度，在经历了种种零积累、甚至负积累之后，几乎等于困境的深度。一个恍若巫术般的现实总能回来，让我想重申自己写于１９８５年的文章《重合的孤独》：“你将从思考得麻痹的那一刻放弃思考，你所拥有的全部只是一小块化石，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埋葬在化石深处，还是化石正从自己身体内悄悄生长？”

《墨乐》有一个潜在的贯穿因素：汉字。我的诗、曲磊磊画作中的拼贴文字、来德的书法，是直观的层次。但在汉字作为书写的媒体之外，它更是一种思想的载体。我们的生存体验、思索、表达，无不经过“中文性”的筛选。正是它，隐身完成了被我们误认为自己业绩的“同化”。我强调“这个”语言，而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这个语言之内进行现代转型；必须通过它，而非任何别的语言，抵达我们的再生。我是说，以汉字提供给人类的绝无仅有的启示再生。在这个拼音文字林立的世界上，汉字确实是独特的。我们的动词没有时态变格，永远是原型。于是，每一次“书写”都是抽象。汉字，一举放弃了欧洲语法追求的“具体”，却突出了人古往今来不变的“处境”！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屈原的“曰遂古之初”，都在突出那个“文本”——看着我们诞生又逐一消亡其间的文本——那么，八十年代对历史“怪圈”的讨论，究竟在指出一个古老民族的“时间的痛苦”，抑或更惨痛万倍的“没有时间的痛苦”？倘若是后者，这外人不可想象的“困境”，是否也在给我们提供外人不可想象的“能量”？当我说：“从不可能开始”、“追寻更彻底的困境”，当来德说：“做一个时代的牺牲者”，这些听上去沮丧的话语，其实正表明了一种坦然与思想同在的态度。因为思想正是困境的产物。如果我们的孤独确实是重合的，如果一个汉字的重量正等同于无数岁月积累的重量，那就让我们不要辜负这个深度，用汉字写下的每行诗、每篇墨迹必须相称于我们生存的质地。

我、曲磊磊、曾来德是同一代人，同样经历了文革，同样没上过大学，却又同样在生命的历炼里学会了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一代人的思想和写作，曾经被我概括为“噩梦的灵感”：从文革血淋淋的政治现实，向历史幽暗的深处追问，再进一步反思（注意：从来不是浮泛煽情的“寻根”！）埋藏在每个人深处的传统思维方式，直到再次触摸中文——那作为苦难和力量的源头。诗歌、艺术、书法，不约而同，沉潜进一个个方块字之内，在发掘独特限制的同时，发掘出独特的可能性。这汉字，又代表了中国最有魅力之处，它总是活生生的，拒绝被任何现成理论解释清楚。它宁可活成一个“现象”。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己亲历过的切肤之痛中去“发明”对它的理解。我们的“启蒙”是一场摸索，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我的诗“终于被大海摸到了内部”，“摸”充满刺激和危险，也不停增长着“摸到”的兴奋。在一个“后学”横行、“深度”犯忌的时代，我恰恰认为，正是坚持做一个思想上的严肃的“提问者”，使我们对自己充满了底气，而能坦然面对“他山之石”的挑战。

不能不是一个屈原、一个徐渭

当大英博物馆演讲厅的舞台上铺开一张丈六宣纸，来德一身素白，从徐缓的巴赫大提琴声中走出来。他在舞台上沉吟徘徊。他开始挥墨。他的脚下悉索作响，那一片空白就像一片收拢聚象于我们面前的古往今来。整座大厅里一片寂静。静得能听见，时空不是外在的。时空等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等着被一滩墨迹显形。创世纪开始了。大提琴换成了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依的作品，草原上的风旋转起来，铁骑横扫过去。一笔一笔，更多的墨迹，由慢而快，由和风细雨而风雨交加而电闪雷鸣。换宣纸的女孩子们已经跟不上瓢泼直下的笔墨了。音乐在几乎即兴演奏的狂热点嘎然而止。此时，满场只听毛笔摩擦宣纸的沙沙声。泼，尽管泼，笔端无墨时，就用空白泼。来德反复提及的“无墨书写”，只有在这时，才显出其决非仅仅技巧，那纯然是直逼眼前的“有”“无”之辩。无含有，有蓄无，无即万有，万有之无。。。一个艺术家成熟的内在哲学世界，如此触目如此雄辩。我们简直分不清了，那究竟是心象的投射还是笔墨的投射？还是这二者压根没有区别？道之透，佛之彻，儒之大仁大义，在这一瞬，都是一个人，而一个人就是万物。《墨乐》的一纸天书，思想挥洒之处，我们置身其中的宇宙，也随艺术之境界点化重构。来德自己使用过的“墨许山河”，不是一片外在的、可供摹写的山河，而是这片早被思想收入囊中的山河。“墨许”，就是创世，就是造物。

所有“豪放”、“沉郁”、“空灵”等等关于艺术风格的谈论都不着边际。技巧性的“风格”，相对于艺术家的真正精神追求，太简单了。而那些关于艺术哲学的探讨呢？浮泛空洞不说，几乎就是不知所云。什么是“艺术哲学”？一个用艺术阐述的哲学？抑或关于艺术的哲学？艺术和哲学，互相陪衬还是互相抵消？事实上，艺术之第一义，不在别处，就在艺术家的“修身”之道。中国艺术家的个人哲学，不是别的，正是从中国人的生存里领悟出的“存在之学”。这是一座精神之塔，把一个人活着的、痛苦的一切方面，汇入一种人格追求。“存在没有下限”。噩梦可以饥寒交迫，也可以光怪陆离。中国人的二十世纪，若论其曲折艰难，远胜过别处二十个世纪。和古人西人比，我们中外混杂（常常是劣质混杂）的思想困境，也正是我们超常丰盛的思想资源。两大元素：中国生存的深度加个性化提问的力度，保证了我们思想的“原创性”；也因此，它不会在人类思想的时空中失却其意义和价值。两个词：内在的和自觉的，已包含了一切外在。由此出发，则无须抱怨平庸的风景，只该悔恨平庸的眼睛。而不平庸者，一定能看见，但丁和凡高、屈原和徐渭，与吾人同在。这“存在之学”，直通屈原大夫之“内美”，以此反观存在，何处不美？

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哲学意识，必须自足。它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中国的：更确切说，中文的——以一个方块字为根，把思考和表达，呈现为对我们古老文化传统的激发和充实。当代的：那意味着，个人的——以绝然的个性反思一切，以对自我的追问包含外在，直到一个无限深邃的“当下”足以对应古往今来。大生命与大智慧本质合一。他所抵达之处，一定是一种疯狂的美学。他的原型，不能不是一个屈原、一个徐渭，用疯狂的内心，显形整个历史的瑰丽。他懂得，杰作没有时间，因此曾来德的四川乡野，我土、洋双份儿的插队，一代代精神流亡者的骄傲，早在迎候了。那也反衬出随波逐流的“新”和“前卫”是何等无聊。他追求的是“深”，深到非用全新的形式去表达的地步。由是，别人“看不懂”、时代“不理解”，又有什么关系？认准了那些伟大幽灵的价值，他得接受这宿命——“不向历史屈服”。来德妙语：“最惨的就是死在战场上的胆小鬼！”

整个中国也是一部《墨乐》，在我们的书写中，“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在中国，艺术家必须是思想家，否则什么也不是。

如果以为《墨乐》只是一场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成功，那就大错特错了。《墨乐》是一次展示当代中国思想活力的成功。其实，它根本无需等到大英博物馆，在我们的一篇篇、一幅幅手稿中，它早已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