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还是新官方

今天，中国文艺界，钱就是人格。八十年代的反思，只是文革痛苦刺激下被迫的反应。天安门的枪声，把知识分子打得大脑一片空白。九二年后“全民下海”、“金钱文化大革命”，文艺界从被迫思考到主动不思考，再到以钱的绝对值为思考价值——一个结结实实的逻辑？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艺术之我见
杨炼

“在中国，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余华说。他不是中共宣传部官员，他是以《活着》一书风行，刚刚出版了四卷本全集的大陆“先锋派”作家，时在瑞典，斯德格尔摩大学和“帕尔梅中心”联合举办的“沟通：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他无意讨好中国政府，因为他无需这样做。他的论据是自己的作品一版再版的几十万印数，和等在书房门口的出版商、书商。“市场”，他说，“官方控制不了”。对于今天大陆的作家、艺术家，现实等于收入，而畅销就意味着自由。

钱，就是人格

市场，或更明确，钱，是九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于是，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现实反抗和思想探索的主题，如今都成了赚钱的手段。为投买主——东方和西方的——之所好，一度孤独甚至危险的艺术形式追求，变成了喧嚣而平庸的展销会。触目可见尽人皆知的“中国艺术”商标：毛的脸、“文革”文物、性变态、仿古赝品……以不同艺术词汇的拙劣拼凑，当作一种“独创的”艺术语言。
一九九六年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主要项目之一，在爱丁堡“水果市场”画廊举办的“追昔”（Reckoning with the Past）中国当代画展，即是艺术家创作个性和作品美术语言的一次惨败：“文革”加可口可乐式的（没有现代的）“后现代”；五十年代政治弱智的“全家福”；臃肿肉体蠕动于伪传统山水画上；中国“红孩子”与西方恶魔的电子游戏大战。如果没有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文革照片悬挂在王兴伟的《安源之路》旁，就是说：如果没有政治的题材的噱头，这幅作品还剩下什么呢？略去方式异曲而取巧同工的“观念”（倘若有！），这些当代画坛佼佼者的艺术个性是什么？
在中国大陆，文学的处境也约略相同：“文革”，在王朔《动物凶猛》式的回顾中更多只是把玩和怀旧；传统大家庭，让苏童的读者在《妻妾成群》的描写中享受窥淫的快感；女作家们不知疲倦地反复蹂躏自己，而男作家如贾平凹，写食色不废的《废都》，“热门”之必然，正如十几亿人口的性欲总是饥渴的；还有吵嚷一时的“先锋派”。用“先锋理论家”陈晓明的一句自嘲：“中国评论家谈论中国作家，中国作家谈论外国作家”。仅仅是“谈论”？几万稿费，就诱惑一位当年优秀的青年抒情诗人，接受写作从色情小说到毛泽东诗词注释的一切“订货”。是的，钱，就是人格。
不了解中国的人，或许震惊于今天和“启蒙”、“反思”的八十年代的巨大差异。作为置身其中者，我却更认出一种近乎漫画式的关连：八十年代的“反思”，并非一种自觉的追求，那是“文革”痛苦刺激下一种被迫的反应。八九年天安门的枪声，也打得历来希求以知识作晋身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大脑一片空白：一世纪“文化救国”之梦，原来远比一颗子弹更孱弱。权力，赤裸到极点既不需要知识，也不在乎思想——一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进口词汇下，权力的彻底实用是唯一的真实。正是“实用”，或者说，“纯欲望”，让无情精神原则的权力和无思想内涵的金钱，分享了一个最小公分母。九二年后的“全民下海”、“金钱文化大革命”（老百姓语），以王朔的“痞子小说”标题为口号：“一点儿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倒影式地重复了中国权力运作的同一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不得不”进行的反思，被放弃得轻松而自然：从被迫思考到主动不思考，再到以钱的绝对值为任何思考的价值，一个结结实实的逻辑？
那么，市场的泛滥，究竟瓦解了中共意识形态专制，或相反，加强了它？是，也不——它确使毛式军事权力专制有所松动，但方向却并非朝着建立民主。因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个人独立的自我意识，不是被强调，而是被取消了。市场造就了一批不择手段只求发财的冒险家，但“发财”离开纳入、甚至维护决定一切的现存权力结构，在中国难于上青天。最大的市场，直接的政治批评，是一个雷区。连《鸿》这样的个人回忆录也依然被禁。一边有政治犯的铁门，一边是金钱的魅力，以往面对枪口时的“英雄”幻觉，换成“成功者”的陶醉——“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品味之“俗”与艺术家实用之“媚”结合。销售量不幸地与丧失自我成正经。接上本文开头余华的话：“官方控制不了。”因为控制，已经由被控制者（作家、艺术家们）的欲望自动完成了，更彻底、更心甘情愿！事实是：你急切加入的，是（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市场——以政治界限和市场趣味为特征；你成功的潜台词，是加入意识形态。官方默许和艺术家自我放弃，权力和金钱，这可怕结构中的完美组合，只能产生老百姓讥讽的：“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我不得不称之为“新官方文化”：一种被收买的文化。

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

这不奇怪，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正是国家集权加平民私有制，附以感官和本能的加倍宣泄（食、色、性、赌等等）。九十年代的“改革”正使中国人的心态回到老路上（却失落了传统文化本身的规范）。那就是一定的了：“文革”过去了三十年，却没有一部文学力作产生。作家不敢谈政治，又利用文学处处影射政治。最终，既无政治，又无文学。除了一大堆有题材没形式、有情节没内心、“有事没人”的矫情之作，所谓深刻沉痛的生存，从未成为作品的深度。我说，这是“有风景，却缺少一双眼睛”。八十年代之前，成功作家是国家供养的干部；九十年代，作家的“成功”使自己既“为为增光”又“先富起来”。除个别敏感者外，作品中呈现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生存意识”不可思议的薄弱。“文革”不是不在，它在遍地以“老三届”、“黑土地”、“插青”之类“文革术语”命名的饭馆里，吃了，喝了。就这么简单——被忘了。我们这曾自命不凡的一代！

诚实，与“成功”之间一点刺眼的距离

说到底，从不是专制权力容不容忍艺术，而是艺术独创的形式与内涵无法容忍专制权力。艺术家，必得承担被其艺术注定的命运：与“新官方文化”印刷精美的广告相反，九一年北京创刊的民办《现代汉诗》，不得不返回当年“民主墙”的形式，粗纸打字，手工油印，却令我心中一阵温热。行为艺术家张洹的《六十五公斤》：他裸体悬挂在屋顶，让自己的血滴在电炉上，弥漫成咸腥的烟雾；马六明的《午餐》：赤裸在零下二十度的室外把一条活鱼慢慢煎成焦碳……个人的，语言的，依旧如此。七十年代末，文学的觉醒只是一句大白话：“用自己的语言表现自己的感觉”。九六年，北京“西村”、“东村”（两处艺术家聚居地）被封禁，仍是这句话的反证。
那就回到余华吧。在瑞典，当他很精彩地谈论卡夫卡、福克纳与现实间“幽默的关系”时，是否觉察到：自己与中国现实的关系也有那么一点点“幽默”？文学的、艺术的、人的——诚实与“成功”之间，一点儿，刺眼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