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政治神话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困境

编者按：旅居西方的中国诗人杨炼在本文中剖析中国当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指出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转型中不能突破党的思维方式，而找到独立的自我定位，文学便空前畸型成为意识形态脸上的面具。

冷战后的中国，代表着昨天意识形态战场上一夜消失的另一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它活着，因而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积累的历史、政治、道德等等知识也活着。有一个对象能赞美或诅咒——对当代中国文学而言，这是幸运还是厄运？

对中国政治的单调图解

主要是幸运，在西方畅销的几大“中国艺术商标”中，“中国政治”是最触目、最响亮的一个：写在国内的，必是“地下”；活在海外的，当然“流亡”；介绍一个中国诗人，只要“持不同政见”一词出口，已保证了他的诗不可能是不好的；同理，《上海生与死》、《一滴泪》、《鸿》、《红杜鹃》，以及据说近百部压在西方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回忆录，哪怕写作意识再平庸，语言风格再单调，只要符合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想像：好莱坞式的反抗英雄挑战红色恶魔，就足够以“严肃文学”之名，搭上“中国热”的东方快车；连它们的代理人，也成了市场成功的风向标。那就更无须惊讶，张贤亮这样曾是“中国古拉格”囚徒的作家了。从英国“文学写作年”艺术节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他一定名列贵宾首席。他的企鹅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美女+英雄+性欲》的畅销公式，写中国监狱里畸型变态的人性，让读者享受够了被《自由》感动和窥淫的双重满足。是的，政治，多好懂的的题目！
当代中国文学者，存在着一个“政治神话”，它如此方便使用，就像遵照一句“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作品的题材、作者在中国的政治遭遇，是仅有的价值标准，而作品的形式，无例外的越简单直白越好——此类作品的畅销，与它们一句一个信息的“无风格写作”不无关系——一个公式：越直接描写中国政治，作品的反应越热闹，出版社和评论越不吝啬广告和词藻。他们不是在评价一本书，而是在重申一个历史，再宣读一次，一个已被确认为“正确”的结论。“中国文学”只是戴在意识形态之争脸上的一块面具。问题是，对中国而言，有没有西方一厢情愿的“结论”？或者说，西方从自己文化历史背景出发，为中国“社会主义”、“共产党”等等词汇设想的内涵，是否存在？如果不，“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实际上是什么？而“政治”，如果不仅指作家被批判或进监狱，还至少得包括其独立的社会思考与行动，那“中国的政治”有多少价值？一个反讽是：“文革”中被打倒，禁止的绝大多数作品，不仅不“反党”，简直在一片痴情地歌颂“新中国”，它们是任何意义上的官方“革命文学”；许多自杀的作家，并非由于受不了虐待或抗议，而是受不了党对自己忠诚的怀疑；以至，常见出狱后的“右派”，比“左派”更左地迫害别人，来洗刷昔日的冤屈……

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失败

不，理解中国现实的钥匙，不是中国“政治”，而是转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完成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总背景，同时构成了近几代人文化思考的中心主题。所谓“中国文化传统”，不是皇帝、小脚或线装书，而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承认部分属于整体结构；二、由结构的整体规定每一部分的位置，乃至内容，比具体观点更深的，这个思维方式“自上而下”层层维系着规定/被规定的关系：道家的自然与人类，儒家的社会与个人；大如“国”的权力结构，中到“家”的人伦道德，小至一个人的潜意识心理轮回，并未改变，仅仅加深加固了这由每个人参与建立的对自己的压抑。所谓“转型”，其实就是要颠倒主从关系：由个人选择其社会位置和态度：由“自我”的反思重新发现文化的系统和内容，这个并不复杂的题目，却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处境复杂了：谁能否认，共产党自己不是这个“转型”的诸多尝试之一呢？受伤的民族虚荣、幻灭的文化优越感、战败者的耻辱和青年人的真诚，曾构成了对西方既爱又恨的感情：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进口西方政治、文化词汇，又拒绝放弃中国古老、定形的思维方式。一个又一个“群众运动”，从一九一九年“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旧，毁了“传统”的外在形式，却更深地被罩入自身之内“非自觉”的传统思维方式阴影，共产党时代，在无数“新”的定语下，中国人（包括作家）的“自我”被放弃到空前的地步——确实“改朝换代”了，也确实无非换了个朝代而已。
那么，这成了一个翻译学的问题：在中国，“阶级”意即“等级”；“革命”意即“造反”；“政治”意即“权力”；“社会主义”意即“大统专制”；“历史”意即“替天行道”……没人能进口一个完整的外来文化。“政治”词汇离开了西方文化土壤，被中国充满了误读，它们只揭示了一个挑战：中国文人转型，必须从自己的文化内部找到，并确立个人的、自我的价值，不是抽象的“人民”，不是群体化的“地下”（相对于“地上”？）或“流亡”，是每个人，对每件事的思考和选择。我不得不说，“共产党”和“共产党文化”提供了一个“现代转型”失败的例证：既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又未能以“自我价值”为基点建立新的思想体系。于是，丧失精神内涵的权力和金钱，只能以绝对值为唯一价值。今日中国的文化处境，只是一个传统文化被空前畸形恶化了的处境。

加入共产党丧失原则的文化转型

回到当代中国文学，对我来说，“政治”题材的泛滥——毛的各种面孔、文革的口号与追忆、血与性的变态故事、天方夜谭般的装饰性情节——比没人谈论它们更可怕，沉默至少是严肃的，大谈而不深究灾难的原因却是虚伪，甚至分享罪恶的利益：所以张贤亮一边被称为“中国古拉格作家”，一边答西方记者：“中国没有政治犯”；一边作“米兰·昆德拉”，车边安然出入国境；一边写二十二年被迫害的经历，一边以这经历论证他的“下海”，他的建立宁夏电影城、他的出任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他的祖国“开放改革”之正确性……这一点儿也不矛盾：作同一个制度的受害者（在西方）和官方“高干”作家（在中国），双重角色意味着名利双收——双份的版税和桂冠。邓小平时代的“彻底实用”（注意：有别于西方“实用主义”），令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加入“共产党式的”文化转型：没有了原则也就没有了限制——没什么不可做、没什么不可卖，包括同一间牢房里难友的血。死者们甚至梦不到：自己的死能帮助他们中的一位如此飞黄腾达！
无论是不是讽刺：当代中国文学比共产党自身还需要共产党。除此它几乎没有话题。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王蒙，这位五十年代的右代、大西北劳改二十年后复出的名作家，“六四”血洗前赵紫阳的文化部长，以“诽谤罪”起诉官方意识形态的喉舌《文艺报》，因为它指责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影射邓小平。一个危险还是诱惑？如果用“一石三鸟”来形容，这块“起诉”之石，首先击中了欢呼——以一介平民控告意识形态专制制度，王蒙不愧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表率；其次才有趣：海外看“起诉”的形式，中共却看起诉的内容——作家要讨还自己政治上的清白：“我没有攻击邓小平！”第三最妙：作家算着了，中国法院决不会受理此案。他是保了险的赢家，一场预先删除了现实恶果的舆论丰收——中国作家利用共产党的方式，恰好使自己被共产党所利用，毕竟，“起诉”本身，已是共产党“健全法制”的胜利，这场游戏中，“玩”与“被玩”互相依赖，权术技巧之炉火纯青，与“政治”内涵之空洞无物彼此反衬。人人加入中国的“政治神话”，以创造自己的神话。而“假思想之名谋利益之实”，则贯穿了当权者，被权力迫害者，甚至权力的反抗者。权力看到，无论它的姓氏为何，都将在一代代后来者身上、笔下继续下去，这样权力才最后成功了。共产党没有“破坏”独立思考，它只是还没建立而已，“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它的原名是“权力催眠中心”——集体的半睡眠状态，集体拒绝醒来。

文化问题被简化或冷战冲突

因此，所谓“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政治神话”，只是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神话”。仅仅由于没人愿意承认它不存在，而存在了——一个复杂深刻得多的文化问题，被简化成了“冷战”的冲突。西方“政治”知识，难以解释同一个共产党怎么直接从“开放改革”跳到“开枪血洗”，同一位作家为什么写滥了“苦难”却写不出中国现实的深度？其实，在更深处，共产党与中国作家，并非简单对立，它们面对的是“文化转型”的同一困境：从纯实用地维护“大一统权力”，到承认每一个人的“权利”，与从全景式地扫描“中国之命运”，到写进哪怕一个小人物灵魂的颤慄，是同一个变化过程：从整体的、规定的（“国”的）转向个别的、变幻的（“人”的）。作品的深度，只是作家的“自我”被文学式揭开或撕裂的程度。
到这一步，“题材”就失去意义了：一部直接描写囚徒的小说，也许正潜在地支持着那个把囚徒关进铁窗的思维方式；而一行关于小猫和孩子的诗，却可能击中人性深处的黑暗与残忍。一个标志是：作家的“自我意识”在整个苦难中扮演什么角色？造作的“清白”一定是谎言，承认“同谋罪”则真诚得多。由此开始，对人性追问的深刻丰富，不能容忍作品仅有一个平庸浅薄的形式：“深”，所以必须“新”——“持不同……见”，首先在美学上，然后必然在政治上由个人作出选择——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不再是过去同一思维方式中的权力角逐：被拒绝的不止某个角色，被拒绝的是整个游戏。
很可惜，但是真的：就充实的、思想的意义而言，中国还很少有“政治”：当代中国文学中也还太少好的政治文学。“冷战”结束了，西方文学界和中国作家自己，都有一个机会更新知识结构，认清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包括什么是今天“政治”的含意——也许，当代中国文学中终于没有了“政治神话”，中国，才将既有政治，又有文学。
西班牙·巴塞罗纳——英国·伦敦
九七年四月至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