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思考的全球化

——或另一标题：寻找当代杰作

　　 　　　　　　　　　　　　　一

　　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杰作？如何找到它们？这个提问令人晕眩。仅就中文诗人而言，从数量上说，就听说今天中国有二百万写诗人口，二百万人，每天在“生产”多少作品？选择杰作，首先在数量上就是一个天文学。更困难的是质量，所谓杰作，该放进什么价值系统中去判断？最方便的捷径，当然还是藏在“中文”这个掩体后面，依托着三千年绵延不断的诗歌传统，把自己和世界隔开，关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我欣赏。但问题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语言的重重分裂之后，还有一个纯粹的中文语境吗？没有，却虚幻地谈论它，是浅薄的一厢情愿、或更庸俗的商业化？但不走这个捷径，则意味着必须在全方位上接受“他者”的检验：背后是中文古典诗歌杰作的“他者”，面前是古今世界文学精品的“他者”，谁能做到全方位的不可替代？这问题是提给诗歌的，更是提给人的。一个“主动的他者”，核心之点在“思想”一词上。全球化语境中，我们能否找到——创造一种更深也更新的标准，来判断作品？去建立那个理想中“诗意的全球化”？

　　我以为，诗歌的国际交流，必须立足于不同本地的深度。根决定着枝叶的生长。当代／中文／诗，三个词包含着三重提问。一，“传统与现代”：如何理解过去三千年里中文古典诗歌的持续转型，又如何在当代增强那转型的能量？二，“中文与外文”：全球化的现实，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还是更深的困境？如何从更彻底的“不可能”出发，揭示中文包涵的精神启示和质量？三，“人学与文学”：如何拒绝任何借口的简单化，坚持持续地赋予形式，用诗作的创造性呈现思想的深度？这三重提问，其实是每个中文诗人自我追问的三个层次。但，它对我们应该不陌生。两千三百年前，中文诗史上留下名字的第一个诗人屈原，就以他的长诗《天问》，给后代竖起一个高标。一首问“天”的长诗，从宇宙起源，经自然万物、神话历史、政治现实，到诗人自我……近二百个问题，却无一句答案。正确地说，整首诗的能量，正在于以问题“加深”问题。这位中文里的但丁，遗留给我们一个专业提问者的姿态。那问题中的问题是：“你有更深刻提问的能力吗？”这个声音，像一个精神血脉，流淌到今天，依然鲜活。

　　我曾用“眺望自己出海”这行诗句，概括中国二十世纪至今的历史，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和所有中国诗人的命运。一个意象：诗人站在海岸边的峭崖上，眺望自己乘船出海。这既基于我自己亲历的国际漂流，更在给出一种思维方式：所有外在的追寻，其实都在完成一个内心旅程。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勾勒出了中文诗人精神困境的轮廓。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物质和文化冲击下，满清皇朝崩溃，但“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化的狂热，却表现为对自身传统极端虚无的态度。一种缺乏自觉，从此投下长长的阴影。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观念上的自相矛盾：冷战的“国际”意识形态语汇，混淆了民族主义和专制传统的内涵，缔造和传播着思想的空白。文革结束后，贯穿八十年代的现实和文化反思，是当代中文诗的真正起源。那个思想激荡的十年，至今仍然令诗人们充满“乡愁”。回顾起来，那并非因为曾产生过多少精深的观点、丰满的作品，相反，那时大多数广为传颂之作，大多经不起重读，就是说远未成熟。曾经激动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特定时代里人生、思想、创作间深刻的生死同步。一个文学史上罕见的、生命即是诗歌的命运时刻。追问文革“谁之罪”的能量，促成对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心理、乃至自我潜意识的层层反思。那像一种思想“语法”，既是回顾中国，更在打开解读世界的方式。最美丽的交流，仍然是“知音”那个词：我们得在自己内部，“听懂”别人。这里，“思”与“听”融融为一。我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本身就是一首史诗，其深刻的思想意义，还远没有被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充分认识到。那怎么办？是归咎于九十年代以后泛滥世界的“利益主义”，且自己也加入它分一杯羹？还是不放弃我们的“出海”，继续像屈原和但丁那样漂泊，汲取痛苦反思的能量，哪怕这在今天仅仅是个人行为？答案当然是后者。但别误解，这并不沮丧。二十一世纪的思想特征，正是个人的孑然独立。我们不再能依托民族、文化、乃至“东西方”等等群体模式。每个人都得全方位筛选世界资源，来建构“自我”这座精神之塔。所谓“国际对话”，像一阵清风，只能吹拂在这一座座个性之塔间。对于折磨国人够久的体、用话题，我给出的定义是：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我这条小船沿着它航行。同样的思维，也引领着穿行于世界文化汪洋大海的每条航船。我们用诗歌的旗语遥相呼应。这本《诗意的环球对话》，就是我们的航迹。

　　 　　　　　　　　　　　　　二

　　深刻植根于“中文之内”写作的诗人，由于其他原因，成为外语世界的漂流者，这是中文诗有史以来，一个全新的现象。除了“名声”、出版等不值一谈的问题，它对我们的思想和写作，究竟有没有、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这里第一是在问：我自己能从那碰撞中学到什么？第二个也并非不重要：我的经验和思考，能给世界提供什么？事实上，我在国外生活的每分钟，就是一场不间断的“国际对话”，而出国后参加的无数文学节、文学项目，更提供了许多深化这交流的机会。如果说，我在中国就追求建立“自觉”——从人的自觉到诗的自觉——那么，这环球文学之旅，就不仅在给它增加广度，更增加了深度。目标呢？其实并不奢华庞大，我只希望，互动的结果，将催生一首（哪怕只是一行）有深度、耐咀嚼的中文诗。

　　我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跨国诗人对话，机缘于和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二零零三年在约旦阿曼国际诗歌节上的相遇。如果没有这个对话，以及由此开始的对话系列，阿曼或许早已和其他地点一样，沉没到我的文学履历里了。但幸亏，我对中东古老历史的好奇、和对它当代困境的困惑，使我没有停留于旅游者的表面，从到达阿曼开始，我就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去问、也获得解答。对这渴望，阿多尼斯恍如天赐，给了我最充分的满足。他的阿拉伯现代诗创始者身份、他汲取世界灵感而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大量作品、他绝然独立的思考态度和思想深度、他为坚持这份独立忍耐的世界性漂流，以及最根本也最美丽的，他对阿拉伯文化诚挚的爱，在使我敬佩时，更给我启迪。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对话，已经发展成一种系列，一个独特的国际文化现象。它们令我特别感动之处，在于远隔万里、如此不同的两个语言文化，仅通过诗中隐含的“人之处境”那条幽径，竟互相理解得如此充分！“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句话的美感，在于中文和阿拉伯文的诗歌，对别人或许“神秘”，但在我们之间，却敞开得晶亮透明。不是别的，恰恰是诗，保持着对政治简单化、商业庸俗化的先天拒绝（而非被拒绝）。我们当然对反专制、对巴以冲突有明确的态度，但那是做人的起点，而非诗歌的目的。诗歌的“激情”，必须和群体的“情绪”区分开来。诗歌“激情”始终在质疑自身，并在每一行中经历毁灭和重建。“情绪”则经常流于色彩变换的口号，刺激听觉却失之浅陋。困境在创造沟通。中国和阿拉伯的思想者，都必须双向“独立”：对内，在自己文化的复杂转型中，既理解其难度又把握其能量，拒绝任何形式的肤浅偏激，却始终坚持冷静的自觉。对外，不追随异国情调和居高临下的简单化，保持对全方位现实的批判性，在世界性思想危机中，发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独立思想者的声音。我的感动，也同样来自交流的方式：一个中国诗人和一个阿拉伯诗人，完全保持着“第一手”状态，无须经由任何“第三者”转手，就直接达成了完美的交流。好像擦净了一扇总蒙着西方媒体油污的窗户，我们一下子看见了、看清了彼此，且发现有兄弟般的相像！归根结底，我们的理解，来自中国和阿拉伯古老文化这首“原诗”。甚至困境，被理解为某个深刻过程的一部分时，也充满启示。我们的诗作，显现出这“原诗”可见的部分。对话传达的思考，则在探测使冰山浮动的大海。它们继续诗歌的提问。其能量，远比提供答案大得多。可以说，对困境的独特应对，使每个人在完成一个文化个案。对话就像一场个案们的互相验收。中国近三十年迅疾、多向的演变，阿拉伯世界最近一举重绘政治地图，都令预言者们愧悔无地，诗人们却拈花微笑，因为我们的触角，早已探听到了变化的迹象，尽管它们曾是潜流，却逃不过诗歌的听觉。诗歌不忌惮写出“毁灭”，因为它的写，恰在“再生”。如我所说，诗是“一座向下修建的塔”，从最敏感的思想塔尖，审视、整理着现实和文化的秩序。诗在，人就不得不生长，去成为它的塔基。

　　我把我的一本本书，称之为一个个“思想——艺术项目”。它们不停打开新的思想深度，激发出无法重复的形式创造，直到多年之后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这次“出海”竟已驶出了如此之远的航程。我自己也有一个同心圆：创作无疑是圆心，与创作相关的思考是第一外延，与思考配套的艺术项目在更外围，广义的文化、现实关注（可以是写作可以是行动），则贯穿生活无所不在。这本对话集，恰是我独特生活方式的产物。什么“方式”？一个中国诗人，住在北伦敦，每个月若干次收拾行囊，跳进地铁直奔希思罗机场，飘洋过海洲际旅行是常事，近处的欧洲，简直像串门儿。十余年下来，每个“目的地”都有了长长一串朋友们的电话，通知抵达的电邮总是用“又来了”开头。对我来说，“伦敦”几乎等于“疲个地理”（我开玩笑翻译的“Piccadilly”）那条地铁线，因为它把我带向机场，一个没有地址的地方，一个地球上的形而上，一个四通八达却哪儿也不去之处。我的蒙古血统，或许在这儿找到了当代草原。大群陌生人（像羊群？），匆匆奔向隐秘的方向，擦肩而过时，一丝微笑，凝固在空气中，缓缓消逝。二十一世纪，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如此看来，我的生活可以说“丰富”，更可以说“单调”。那种浮泛的、转瞬即逝的相遇，和压根不见面，有什么区别？各种“文学节”，也无非一个个机场。繁忙的时间表，使我无暇深思去做什么，只有当活动变成“下一个”，才匆忙准备一下，接着是那个固定的“程序”：到达，朗诵，收费，走人，与“本地”无关，更与“思想”无关，文学是种“生意”，而生意是活着的“意义”。好危险啊！我们可能享受了掌声，却不知不觉浪费了一生！那怎么改变？我得说，二零零二年和阿多尼斯的对话，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如果我不期而“遭遇”了这种活法，为什么不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浮面的寒暄，转化成一种思想碰撞？像太空中两颗星球相撞，击碎固化的外壳，“翻出”我内部的中国中文之思，去逼近其他星球内部的什么“思”，从而看到一阵闪光、听见一声巨响？我的“国际对话项目”就此开始。每当我将去一个地方，感到那儿有某种独特的吸引力在，无论那是什么，我就会考虑，谁是那个合适的对话者？什么是有意义的主题？是的，总是特定的对话者、特定的主题，让一篇对话自然而然地生成。但再仔细看，这里有什么“自然而然”吗？抑或全然仰仗一种自觉？每个提问，在摆上对话的桌面之前，必须先摆进我脑海里，甚至折磨过我很久，才可能变成语词，让对话者听到，让录音机录下，最终写成这里的文字。也通过这文字，那些我们对话的场景，才跳出时间的逝水，停留在我手掌中。无论阿多尼斯面前那一杯阿拉伯咖啡浓浓的香气，还是积雪的白桦树林中米库舍维奇小木屋里伏特加的热度，又或者和阿莱士首次在迪拜“帆船宾馆”、继而在成都白夜酒吧的倾谈，都被文字留下，隐现在字里行间，成了“思想”的有机部分。“思想”，在一个个地点深处，给我们的存在唯一一个地址。

　　 　　　　　　　　　　　　　三

　　这本书不大，其中的对话，既单独成篇，又隐然有某种贯穿。其中，首当其冲是对话的“始作俑者”阿多尼斯，继我们二零零三年约旦对话后，阿多尼斯的诗作被大量译介进中国，先在《当代世界诗坛》杂志出版专辑，接着在译林出版社出版《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老诗人专门从巴黎打来电话，请我为诗选作序，这么美好的机会怎能放过？于是，《什么是诗歌精神？》嫣然诞生，它像个衔接点，归纳了我们上次美丽的即兴演奏，又大大推进了对话的深度。几年以来，通过阿多尼斯和我的精神联系，阿拉伯、中国这两个令西方既好奇、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像打开了宝盒，不再被一厢情愿的“东、西方”群体划分所遮盖，而是呈现出传统深处个性创造力的基因，使它们现代转型的地平线清晰可见。应“中华读书报”之邀，我们再接再厉，又进行了一次题为《诗歌是一种伟大的思想》的笔谈。这次发表，我把它改为更切题的《再谈“主动的他者”》。“他者”一词，自从由伟大的阿拉伯思想家赛义德“发明”以来，曾风行世界，但那究竟是什么意思？谁是“他者”？该怎样改变被别人“他者化”的命运（无论那意味着虚假的高抬或更糟的“优待种族歧视”——为无须一视同仁的他者们降低标准）？相对于被动的处于“被他者”的处境，我们强调的是：作一个主动的他者。不仅别的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都是他者，都必须面临“自我”的重新筛选、重新组合。就是说，没有固定化的所谓“传统”，有的只是“一个人的传统”，在随着自觉不停深化。和依然以主流自居的西方比，我们的文化困境反而成了优势，因为“全球化”的多重文化参照，对西方还颇像天方夜谭，对我们却是切实的知识结构。再考虑到对语言本身的反思，很清楚的结论是：我们只能自己回答自己的提问。这是绝境吗？抑或超强能量的绝处逢生？“主动的他者”，倚靠不上其他，除了痛苦深刻的自我反思。

　　在柏林，二零零六年，我和著名的南非诗人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相遇于“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颁奖仪式，那导致了对话《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个句子，后来被我常常引用。因为没别的语言，能把诗歌在我们人生、思想中的位置，概括得更到位了。因此，这篇对话的主题，命中注定凝聚在“诗歌的深度”上。我们谈诗歌的诗意，也谈报道文学的“现实的诗意”。无论世界多么自私、冷漠、玩世不恭，甚至把大多数文学变为无聊的装饰，诗歌，凭借其先天对政治简单化和商业化的拒绝（而非被拒绝），不会放弃人的真诚和文学的超越。只要回到这母语中，我们能立刻发现，不同文化的诗人们互相理解得多么充分！“唯一的母语”，也是我作艺术总监的伦敦私人国际艺术系列的名称。近十年来，中、英之间的诗歌交流，堪称最深刻最丰富多彩。几次构思精巧的中英诗人互译、限定在中英之间首次举行的诗歌节、将于明年春由著名的“血斧”（Bloodaxe Books）出版社出版的《玉梯》当代中文诗选、已经展开活动的“中英诗歌翻译中心”，一步步把“深度交流”这个观念落到了实处。本书内我、唐晓渡、英国诗人赫伯特（William N Herbert）、帕蒂（Pascale Petit）在黄山脚下做的四人谈，轻松愉快地回顾了整个旅程。

　　我和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弗拉迪米尔　米库舍维奇的对话，题目颇为有趣：《把蘑菇放进锅里》。为了做这次对话，我特地从莫斯科国际诗歌节，乘小火车来到他在郊外的家，白雪覆盖的白桦树林中，一座真正的俄罗斯小木屋。诗人的家，狭小却温暖，有伏特加，更有普希金。弗拉迪米尔吸引我的是，他虽然与叶甫图什科同属一代诗人，却始终恪守诗歌形式的原则，因此，六十年代时，当叶氏作为社会诗人大红大紫，弗拉迪米尔却默默无闻。时过境迁，叶氏早已无人提起，今天莫斯科却有了“米库舍维奇诗派”，而且正是以他对形式的严格要求为宗旨。诗歌如陈酿，除了“笑到最后”没别的品味！也许同出于对“另一个欧洲”的兴趣，我很希望了解中欧和东欧文化，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施泰格尔的对话，选择了一个出奇的角度：“方言写作”。这个灵感，来自于我应邀参加斯洛文尼亚“薇拉尼查”国际文学节，并担任颁发给与会中欧作家的“水晶奖”评审主席，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超过二十种中欧语言间，它们的共同点，是具备两种能力：第一深深扎根于自身；第二充分向周围文化敞开。二者缺一，这语种立即灭亡。但，今天的地球村里，这难道不是一切语言的命运？另外，我还发现，虽然斯洛文尼亚只有二百万人口，却有数种方言能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反观中国十几亿人口，却只有普通话一种文字。这“普通”也太普通了点！深刻的问题是，我们已经不察觉，只要写，文字就把我们从自己的根上切下，而纳入一个官方的、悬空的、抽象的“存在”。两千多年了，我们有“中国文化”，却没有真正的“地方文化”，更遑论“个人文化”。我们喋喋不休“自觉”，却无视如此赫然的一个黑洞！我和施泰格尔的对话，与中、斯“方言写作”诗歌项目同步进行，先在卢比雅娜、后在成都，中文的大象向斯洛文尼亚“老鼠”学习，一点点挤压汉字，重新“发明”和方言配套的书写。我的诗《方言写作》、杨小斌的沪语诗，就是这种小规模“极端写作”（或“诗歌观念艺术”）的产物。无论它们多幼稚，一个秦始皇钦定的文化方向被扭转了。谁知道呢，这区区数首“方言诗”，也许就在“创始”一个多元中文的历史！

　　对话集的最后两篇，好像长途旅行归来，回到亚洲、甚至中国。和日本诗人高桥睦郎的对话，以一种稍带诡谲的方式让我大开眼界：我们以为“近”的，其实恰恰很远。跳跳蹦蹦认出日语中夹带的汉字，我们就想象日语很像中文，于是“文化沙文主义”油然而生，殊不知对话后我才知道，中、日语言不仅不像，某种意义上，简直南辕北辙！比喻地说，中文是一只炒锅，无论什么原料，不炒成中国菜决不可口。但“炒”了，这条单行道也回不去了。你把“电脑”再翻成英语，看哪个老外能猜出那在说什么东西？与此不同，日语是一个大沙拉盘，汉字、日本本土语音、照抄照搬的欧美词汇，直接堆放，各司其责，却又并行不悖。青菜、土豆、番茄、火腿，那新鲜的拼贴正是口感！中日语言一封闭一开放，各有千秋，可我们对话的主题“传统与现代”，却同样深深折磨中日诗人。高桥先生精熟中文古典诗歌传统，他艳羡我们的“深”；我则倾慕他始终如一“更新传统”的努力。一篇对话，象征了真正的殊途同归。这条归途，在香港诗人叶辉那儿，变成了对我《大海停止之处》的直接讨论。终于回到中文了，我们能如此畅快地谈汉字、谈形式、谈传统、谈创新，谈无人称句式隐含的死亡主题，谈汉字非时态动词里渗透的时空观念¼¼叶辉和我，自八八年八月八日我踏出国门后，在香港相识，悠悠二十三哉，其间人生、诗歌多少变故！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仍是我们对思想的热爱、对诗歌的信念，以及心无旁骛，一行一行、一首一首、“写出”生命之深刻精雅那股劲儿。写，是比一切漂泊更深邃的漂泊。它不骗人。却让诗，成为古往今来人生的“词根”，并清清楚楚告诉你：学吧。还是加缪说得好：“旅行是一门伟大的学问，领你返回你自身”。

　　 　　　　　　　　　　　　　四

　　如果这本对话集，只停留在随机地找几个外国诗人，做几场漫游式的谈话，那我也无非一个文化观光客而已。但，别忘了这篇序言的第二标题（注意：不是“副标题”）：“寻找当代杰作”。这把本书的更高立意，定在一个核心问题上：什么是裁判当代杰作的标准？这问题的难度，在于第一我们已没有了古代诗人的幸运：用单一传统的足球规则，立判文学球技的高下。一篇当代作品，总是从内容到形式刚刚“发明”的，总在自说自话，也谢绝别人评判。第二，当外国文化和自己的文化都是“他者”，什么是这个“他者”混淆的世界上，做出判断的理论地基？在今天，我不敢自称是个“古典的”中国人，就像阿多尼斯也不能称自己“传统的”阿拉伯人，不敢不能，而以为还有个“中国的”或其他“什么的”能使用，结论只有一个：丧失了自觉。

　　 　　相对于非自觉的一厢情愿或甚至自欺欺人，我愿意提出“深度”一词。因为我相信，即使全球化带给我们一个复杂得多的多元文化语境，它仍然能作为一个标准，去判断何为当代杰作，同时淘汰劣作。细想起来，中文古诗能成为一种世界承认的“极端写作”，历久不衰地证明其杰出，并非仅仅因为简单的“古老”，而是它思想、艺术上的“深刻”。一种人学和文学的双重精彩，让诗人们经历的痛苦迸发出可怕的光辉。杜甫的“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千二百年后，仍在“写尽”今天人们的流亡感受。李商隐七律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把汉字表现力发挥到形式主义的极致，不“载道”而成为“道”时，唯美与人生同义，一读就点破了当代（世界）诗的粗陋。“深度”，给出了一个方程式，令文学跨时空地“可比”。这个坐标系中，有越多文化传统加入参照，越能看清一件作品是否独特，那意思是，思虑更深，表述更精。于是，拥有超过单一“传统”的作家有福了。曾经遭受过文化洗劫、被不情愿地“逼进”文化杂交处境的作家有福了。我们至少有可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去比较与综合。无论一件作品的诞生地多么遥远，思想能删去距离和陌生感，只留下其中提出问题、提炼思想、和艺术完成（超越）的能力。全方位考察后能否幸存，决定着这作品的意义。

　　后现代一度诋毁“深度”，但时间标签经不起磨损，没有多久，“后现代”说辞被忘记了，而古往今来文学的精深，照样感动我们。

　　“他者”一词从陌生到流行，从指斥别人到反思自己，一直引伸到诗人的自我发现。文学写作，就是用一部部作品，创造一个个“自己的他者”，让诗人在每一行中抛弃“旧我”，在下一行完成生命和语言的更新。“主动”，仅仅意味着自觉。

　　我以为，“深度”应当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一，自身文化内的深度：没有抽象的“国际”，“国际”只能建立在不同“本地”之间。文学的根，仍是和自己现实、语言的关系。例如，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实验性”，归结为一，就是建立和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联系”。一部佳作作为“思想——艺术项目”，必须是极端的，极尽探索自我和写作的可能。每个文化都一样，是个人创造力不停激活传统，否则那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

　　二，跨文化交流的深度：极端的原创，挑战极端的翻译，它们构成了跨文化的真正交流。“思想——艺术项目”，正是穿过自身这条隧道，去接近和理解其他文化的。在今天，产生于一个文化背景的思想，也必须对其他文化有效。“全球化”使我们共处一个“大现实”，也只能合建一个“大传统”。谁说中文动词的非时态性，只为中国诗人剥掉了时间幻象？“共时”处境，是人类思想的必要层次。黑暗不分国籍，因为它的名字是命运。

　　三，诗意的全球化：“个人美学反抗”的深度：全球化使每个人的无出路如此明确。当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宗教的群体都不足以依托，文学才独自承担起我们的“个人美学反抗”。孤寂是能量，深刻的孤寂是超强的能量和超越的前提，我们通过读懂它而互相认可，直到“个人美学反抗”，连接起所有独立思想者。这“唯一的母语”，是一个同心圆，我们从中认出了荷马、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曹雪芹、策兰。他们就是我们的深度。

　　 　　二零一零年，我参加慕尼黑国际文学节。文学节的主题，恰恰就是“当代杰作”，但整个讨论，终结于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发现，欧洲作家睿智如埃柯（Umberto Eco）者，也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啊，他们为什么要思考它？当他们还把欧洲等同于“天下”（就像中国人曾这样想过两千多年一样），这问题对他们没有意义。但麻烦就在这儿了，不是风景的问题，是眼睛出了问题。固步自封，以商业性成功偷换“杰作”的概念，正在腐蚀欧美（和以那为模特儿的）文学，这解释了当代文学质量的薄弱。二十世纪盛行的形式游戏，令大量“文学”沦为空话世界的无聊装饰。这是一个反向的警醒。仅仅“新”不够，必须由“深”而“新”（内容的独特要求形式不得不独特），从“为什么写”追问到“怎么写”，才能保持文学的独立和丰富，防止其堕落为贫瘠的大题材、小形式，给各种“政治正确”的简单化留下机会。用意识形态衡量中文文学，用民族、宗教冲突衡量阿拉伯文学，与用市场成功衡量欧美文学一样，都与杰作无关。当我研读一篇作品，最渴望的，是找到诗意内涵和形式创造间，有种“必要性”。在诗歌上，中文古诗璀璨的“形式主义传统”，对我仍极为重要。因为一首七律铸成的小宇宙，放进今天的文学观念，就在推动我们从“时间的痛苦”挖掘进“没有时间的痛苦”，这不正是这个冷战后、九一一后更血腥的世界的“时态”？这里的国际对话，其根本汇合点，就在这人性关注上。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自己文化的“内”（亲历者）和“外”（反思者），又在对话中，发展出更高层次的、不同文化间的“内”和“内”：深入对话者的世界，也成为它的“内在者”、评判者。“当代杰作”正该是这个大网络筛选的结果。

　　作为一本小小对话集的序言，而谈论“寻找当代杰作”，是不是扯远了、谈大了？希望不是。毕竟，中文诗，刚刚起步三十年，我们和自己传统、世界其他文学间的“深刻联系”才开始建立。对杰作的眺望，更基于一种对劣作的反感。“眺望自己出海”，是我人生和诗歌的原型意象。我希望，它也能构成一切内心之旅者的原型。于是，这场诗意的环球对话，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它能否最终变否定劣作为肯定杰作？但愿如此，慢慢来吧。毕竟，“寻找”一词已表明，我们的旅程，仍延伸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杨炼
　　伦敦，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