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更彻底的困境——我的“中国文化”之思

一，“这遗言，变成对我诞生的诅咒”

“中国文化是什么？”这问题貌似清晰，却令我越想越不着边际。是否中国人的文化就都是“中国文化”？或凡发生在中国的都叫“中国文化”？有没有一个哪怕只由中国人所共有的“中国文化”？谁来决定什么“是”、而什么“不是”中国文化？一旦决定了，这“中国文化”还有没有演变甚至超越自身的可能？如果有，我们怎么去见证它的活力？如果没有，那个固定的“中国文化公式”，岂不在先天抹煞一代代鲜活的生命？它究竟该被称为“伟大的传统”？或只该被实事求是地被叫做一个“过去”？

本节的小标题，引自我写于一九七七年的第一首诗《自白》。它有个副标题：“给一座废墟”。这里的“废墟”既具体又象征。具体之处在北京的圆明园，仿佛命中注定，我从两岁起就住在这座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的满清皇家园林附近；而它的象征意义，则来自文革终于结束后，整个中国惊醒时，赫然发现几十年的“革命”已把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变成了自身历史上最黑暗的版本。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徘徊在那片乱石、枯草、残雪之间，“死亡”如此触目，犹如灰暗天空下大块裸露的黄土；“末日”如此刺骨，正像毫无遮掩的地平线上咆哮而来的寒风。我这一代人，无知得甚至不懂，那几根被我们当作不屈和抗争标志的石柱，恰恰是与中国文化无关的“西洋楼”的残余。仅仅因为它们罗可可风格的雕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需要，才免遭五十年代建设人民公社时大拆迁的厄运。我目不转睛注视着，一片预设进我们生命起点的荒凉，一种从开始就摆在烧焦的土地上的处境。那些默默的石柱，“仿佛垂死的挣扎被固定／手臂痉挛地伸向天空／仿佛最后一次／给岁月留下遗言。。。”

我们的诞生，直接是死者遗言的最恐怖、最残忍的形式。

这构成了我对今天“中国文化”认识的起点：一片空白。甚或比空白更糟：一片人为“建设”起来的断壁残垣，霸占着土地，连清除也无法进行。我这一代人，可以简称为“没有文化的一代”，或在“反文化”中成长的一代。几乎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如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都不仅仅被忽略，更被彻底否定。我第一次面对“孔夫子”，是在七三年“批林批孔”政治运动中。孔夫子与毛要打倒的林彪被并列为“阶级敌人”。如果说，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始，中国的思想主题可以概括为“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的话，那么四九年后，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既毁了数千年中国文化自成一体的结构、又引进不了西方文化结构，最终两面双双失控，中、西之“恶”组合出人性黑暗之集大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毛泽东借西方历史进化论的空洞逻辑，遮掩—纵容其肆无忌惮的专制暴行了。大跃进式的公开谎言、文革中的滥杀无辜，只要谁也不懂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词出口，就立刻变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与“共朝”暴君的绝对独裁相比，两千年前汉儒们立“天道”以制约“皇权”的努力，实在显得太富“民主”气息了。而与中国古代士大夫对自己的人格道德要求比，当代中国专制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摧毁，堪称残酷之最！而且，不仅儒家的“进取”被压制，连道家式的“退隐”、佛家式的“出世”也被断绝，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归根结底，所谓“砸碎私有制”，砸碎的是古老常识对人性作恶本能的限制；所谓“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的是从官方内部权斗到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体化污染：无精神原则的彻底实用（“唯”物，多么绝妙的翻译！），导致彻底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甚至我的中文，当五花八门的“主义”、“口号”充斥其中，使用这种一无感觉二无意义的“大词”，就等于自动跳入它的陷阱。我们简直分辨不清了，那毒素究竟来自外界、还是干脆储存在自己内部？当我们一厢情愿地继续使用“语言”、“传统”这些词汇，却几乎没注意到：我们其实既无“语言”又无“传统”。民族虚荣者鼓吹的“古老辉煌”，已经永久性地成了一堆碎片；而把赚钱等同于“现代”，更是一派自欺欺人。我们所在之处，那弥漫在空气中、被吸入肺腑、融进血液周身循环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文化”，强名之，只能叫“共产党文化”。它造出的人性废墟，比一切外在废墟触目惊心千万倍。很残酷吗？但更残酷的是——回避它，我们的“思考”就根本碰不到想谈论的现实！

二，“从不可能开始”

“人在行为上毫无选择时，精神上却可能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一九八五年，我在《重合的孤独》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位年轻诗人，我已经知道，我面对着一种深刻的困境。具象地说，现实在不停提供“噩梦的灵感”，我们的写作跟随着它，划出的正是一条向自己亲历的痛苦经验深处探寻的轨迹。一个轮廓清晰的“追问的历程”。每抵达一个“形而下下”的现实深度，也同时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对存在的理解。或许出于直觉，或许是对中国灾难历史的“怪圈”式循环有所自觉，或许冥冥中被中文动词的“非时态性”所启示，我所体会的困境，自始就直指一种剥去了“时间幻象”的处境。一种“不可能”，揭露出“进化”深处人性黑暗的深渊。它远不止是“时间的痛苦”，更是“没有时间的痛苦”。正因为这，杜甫写于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诗句“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才跨时空地与我心心相契，成为我漫漫漂流途中的座右铭。

中国古话曰“置之死地而后生”；同理，当意大利电视台问我“诗对你意味着什么？”我的回答是：“从不可能开始。”是的，必须有对处境之“不可能”的自觉，还必须像生命一样不顾一切的“开始”。我们自七十年代末由现实而历史、又从历史切入文化的层层“反思”，才显得加倍宝贵。

我这一代人的最大噩梦就是文革。自它结束后，一个质问“谁该对那场大灾难负责？”一直锥刺着中国人。北京西单“民主墙”曾带来短暂的希望。就在那儿，后来写进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名字们汇聚到一起。我们在美学上的区别，凸显了一个急迫的共同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那正是文学最低、也最高的标准。只这一句话，就足以刺穿周围强加的谎言了：文革甚至不是“伤痕”，因为淌血的伤口从未愈合。毛死了，而邓自己的文革版本“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令知识分子眼睁睁看着噩梦又还原成现实。一代代独裁者，以及与他们配套的愚民、顺民，不停上演着一个早已写进中国历史的戏剧脚本。在灵魂的刺痛中，时间就像几千年更换的面孔和名字一样没有意义。由此，大雁塔、长城、故宫、易经“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诗；甚至“六四”的鲜血，也无非那庞大的死亡之虚无的一部分。那么，每个人在这场历史悲剧中扮演什么角色？整体的黑暗中，谁敢宣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当数亿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谁是迫害者？难道现实竟荒诞至此，有灾难而没有迫害者？贯穿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恰与美国黑人的“寻根”反义——我们的“根”就在自己脚下，但那个两千年来渗透了中国人潜意识的“大一统”的传统思维方式，先天切除了个人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致使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只剩一个集体弱智的事实。这或许该称为我真正的“传统文化教育”：课本是深入我血肉和灵魂的痛楚，课堂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而要学习的是如果丧失对一个传统“反省的能力”，会给一个民族带来何等的灾难！我曾站在陕西临潼兵马俑坑边，目睹黄土掀开一角，那个近在咫尺、又常常惨遭忽略的死亡世界，突然暴露出来。“怪圈”原来一点不怪，因为根本没有“圈”。我们无非都是死者，面面相觑着，从未离开此地。

两个宛如谶语般的词句，预示了我的流亡生涯：八七年，我和朋友们在北京组织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八八年，我出国前写下的诗句“回不去时回到故乡”。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让我们亲眼目睹了历史的背道而驰。东欧流亡作家回家之日，正是我们去国之时。但甚至这，也从未令我感到意外。好像现实非如此不足以证实诗的深度：“天空从未开始／这断壁残垣”、“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摘自我写作五年的长诗《YI》，总标题为一个我自造的篆体汉字）。文革后“人的自觉”唤醒了“诗的自觉”，而现在，则是“诗的自觉”在引领“人的自觉”。我在那首长诗中，通过大规模拼贴不同时代和人物，刻意敞开“中文性”内涵的非时间因素，以“取消时间”的诗歌意识，触摸千载不移的人之命运。“每一只鸟儿逃到哪儿　死亡的峡谷／就延伸到哪儿　此时此地／无所不在。。。”这些写于中国的句子，已经涵盖了我被禁止和销毁的作品、流亡中漏雨的小屋、被自己的母语变成隐身人的悲哀。还远不止那些呢，我海外写作的冷静，得有场大喧嚣作对比：九十年代后席卷整个中国的“金钱文化大革命”；“共产¬—黑手党”公然进行的权／钱交易；北京、上海五光十色的摩天大楼下，被难以置信的不公平经济结构无限盘剥的近十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新官方文化”的金钱收买下，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良知、对暴政的沉默与臣服；在戴着意识形态枷锁的“市场”中，和官方“盛世”宣传相配套的，弥漫于畸形“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喧嚣和文化商标式的“身份游戏”（Identity Games）；也别忘了由西方政府和大投资商们蓄意营造的“中国市场神话”，同一个彻底实用的利益原则，竟能把“共产专制”变成西方投资的最佳保护者。中国，既是今天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又当之无愧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现实荒诞得超乎任何想象时，颇像一个独具创意的文学概念——“现实魔幻主义”！

三，“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

自私，冷漠，玩世不恭——三个词，画出了一幅今天世界的肖像。当每个人都面对着世界性的困境，哪里是“中国文化”的位置？它含义的模糊，似乎正与它的被滥用成正比：那些对儒、道、释的谈论，大多只和书本上的“过去”相关，却与我们每天的生存现实绝缘；那些因招财进宝而香火鼎盛的庙宇、靠避凶免灾才大行其道的“风水”、以假弄真坑蒙世人的古董赝品，干脆该直呼为人性劣质的张扬！那些为国际政治、经济交易佐餐的舞龙舞狮式的“文化观光”呢，扑鼻一股浅薄、实用的铜臭气！

那么，还有没有出路？一连串否定之后，还找得到肯定吗？回答是：找得到。这里有个必须明确的前提：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理论，能“套得上”今日中国的现实。我们的困境和我们的活力同样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地挪出一条路来。以诗歌为例，中国古诗精美绝伦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语言相去太远了，它们提供的是一个中文诗曾经发育得多么成熟充分的范本。但同时，仅把西方诗歌视为模特也是“不够的”。且不说经过中文翻译的“变异”，我们读到的，只是某些视觉意象和观念的缩写与改写（这正解释了大批翻译味儿十足的“中文诗”之渊源），更可悲的是，储存在“中文性”内部、对我们自己必需且对他人有益的那些启示，也因为从未存在在西方诗歌中而一并遭到了忽略。于是，“中文诗”永远只不过是用中文写成的（更差的）西方诗！不，我们的思想必须是“原创”的，必须不依赖任何一个已有的文化“模式”。它不得不“新”的意识结构，必须“为我所用”地自由取舍一切人类思想资源。

争论已久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其实全无意义。这里，唯一的“体”是活着、感受着、提问着、思考着的个人。他／她没有任何锁定的来源或去向。既然“纯粹的”中国文化在今天根本就是一种虚构，而“共产党文化”只是中、西劣质混血的结果。那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寻求一种另类的、良性的“杂交”——基于人性的、个性的追问，让世界在我们的思想之内四通八达！我们取舍的标准，与是否“中国的”无关，仅仅与是否对思想“有效”有关。一切有助于建构思想更深层次的就“用”，否则不“用”。

当我们肯定思想的“个人性”，就直接沟通了一切文化传统的原动力。想想透彻语言极限的老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传播自己政治主张的孔子、悲愤“天问”投江自尽的屈原吧，那是对“自我”和“自由”怎样的张扬！返回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我们既继续着儒家的人格修炼和社会关注，又不放弃道家的“精神超越”，甚至佛家对整个生命虚无的体悟，也是更高层次上的“开始”。当每个人面对着这样的“标准”，谁说“个性解放”只属于西方？

当我们肯定有一个“中文文学传统”在，那其实是在谈论一个到来太晚的、对自己语言和思维的“自觉”。过去一个世纪，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文革的“破四旧”，再到今天潮水般扫过的各种“后学”，中国人对自己宝藏的无知和对外来时髦“理论”的一窝蜂追逐同样触目！但其实，与只有西方文化单一资源的思想者比，我们本来多么富有：一个绵延数千年、自成一体且被无数古典杰作证实过的传统，在在提供着比较、对话、互动的可能。只要我们明确一点：思想首先是“个人的”，然后才由于它与中文资源的深刻联系而成为“传统的”。这种良性对话的结果，甚至凸现出把中文建成一个（或许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与欧美相媲美的传统的可能性。

当我们肯定“中文性”的哲学与美学内涵，特别是通过“取消时间”来把握人之处境，其目的也并非寻找一个与“西方”相对立的“东方”。这里，恰恰是在对西方哲学“时间性”的反思中，推出更深一层的“时间意识”：解除了“时间迷信”才暴露出每个人——并不只是中国人——脚下的绝境。对于我，这个建立“非时间的”诗歌空间的意识，既可以说是自《易经》的启示引申而来，也可以说完全基于我对当代生存状况的理解。它们互相“推进”到了彼此的深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没有出路”，且“从不可能开始”。

我的诗句“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也是一种肯定——对背叛一切群体的、既定的“模式”之肯定。当代中国文化上的“无依无靠”，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机遇”。不管乐意与否，我们就站在诸多文化的汇合点上。杂交反正在进行。它的“成功”与否，只能由造成的“品种”——每个个人的质量——去衡量。也正因此，“国家”、“文化”、“政治正确”等等都不再是判断的标准，反而成了被判断之物。我们的社会态度也因此清晰无误了：谁尊重自身的“自由”，就不能容忍任何对他人的迫害；谁希望自己被公平对待，就必须反抗其他所有的“不公”——无论那来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政府，还是明显持双重标准的、不顾中国扭曲的社会结构而一心和中共分赃的西方资本！“背叛”是一种自信。它意味着，一个人敢于在自己脚下反抗丑陋的世界。

两千五百年前的诗人屈原，用他罗列数百问题而无一回答的《天问》，开创了一个“追寻更彻底的困境”的思想传统。他的意义，决不止限于中文文学史，而是给了整个人类一个机会：用我们对自己发出的小小“天问”，和他建立“创造性的联系”。这是否还叫“中国文化”？用什么名字去总称这个当代的“诸子百家”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的中国，毕竟在无数个人的“背叛”中，一点一点移出被共产党文化颠倒的价值观了。这，正是令我感动之处。

杨　炼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