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座麻雀纪念碑

——为柏林犹太纪念碑讨论而作
杨炼

英国作家朋友尼古拉斯·莎士比亚自魏玛朗诵归来，对我说：“看过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再看歌德、席勒，真不知‘文化’这个词有什么意义！”
这正是我一直问自己、也想问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
或许没几个欧洲人知道，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曾正式由中共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发动过一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运动”：消灭麻雀运动。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手持鸟枪、弹弓、粘网，捕杀所有枝头或屋檐下可能找到的麻雀。手中没有那些可以直接令麻雀致命的武器的人们，也有好办法，找出脸盆、锅盖、饭铲——一切能弄出噪音的，爬上屋顶日夜地敲。工人们停工在厂子里敲，农民们奔跑在田野上敲，直到无处休息的麻雀们，惊飞得实在太累了，从天上一头栽下地面（常常已经断了气）——而小学生们一拥而上，争相把死麻雀穿成一串，拿回学校。谁上交的死麻雀越多，越会受到政治先进的奖励！
麻雀有什么“政治”？这场灭绝麻雀种族的“反麻运动”背后，有一个今天荒诞可笑、昔日却人人坚信不疑的“革命”逻辑：麻雀要吃粮食——而粮食既是农民种的、又该给进行革命事业的人民吃——争取尽早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样，麻雀的“反动”性质也就注定了——它们企图“推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那还等什么？消灭麻雀，是人类理性的胜利。
这场闹剧，对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人耳熟能详，好像已变成了一个笑料。但当我把它讲给一位从未去过中国的朋友，他却惊得目瞪口呆：从好玩、继而迷惑、终于毛骨悚然——是什么，使一个号称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一个拥有无数灿烂古典杰作的“文化”，却针对一只小小的麻雀，全民沦入屠杀的疯狂？“文化”这个词有什么意义——连一只无辜的小鸟也逃不脱人类的偏见；而孩子们拧断已奄奄一息的麻雀的脖子时，不仅不手软，反而欢喜若狂！那么，一个历史中，修建过长城、故宫、苏州的精美园林，创造过令大自然相形见拙的泼墨山水画，挥洒过满纸云烟的狂草书法，又怎么样？我们甚至已泯灭了动物尚存的感受另一只同类痛苦的那点能力。死者们（包括麻雀们）其实有福了，他们至少不必如我们一样，为那根本找不出理由的邪恶，勉强找一点儿理由。否则，怎么能不承认：那从文化中产生的“自我”，只是一块空白，丝毫没有意义！？多年以后，死亡已被时间的阻隔变得冷淡而抽象，我们又听见一只麻雀在叽叽喳喳。那个小生命，竟还敢侧过头看看我们。它是不是忘了，我们能够随时扑过去，以同样的“激情”戕害它。历史的风景，真的如Rebecca Horn设计的犹太纪念碑四壁，堆满触目惊心的灰烬。
直接决定灭绝犹太人的纳粹头子们，大多拥有“哲学”、“法学”博士学位；盖士太保头子海因里希，曾是古典音乐迷；毛泽东更是中、外闻名的“诗人政治家”……但，那、有、什、么、意、义？所谓“时间”，本身就是一座纪念碑：铭刻下人性深处“能够”多么可怕，并跟随我们不停移动。它并非仅为世人皆知的、被定为“反面标本”的、已写入课本、变成知识的灾难而建——如二战中犹太人被灭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大屠杀”等等，也为一只无缘无故被人类荒诞现实的齿轮所铰碎的小小麻雀而建——以变形到现实程度的“现实魔幻主义”风格——纪念那场挤满无数小小冤魂的种族灭绝。
我们该怎么设计这座麻雀纪念碑呢？

1999.4.30.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