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籍诗人

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解说中有两句话：“墓地在村庄北面。死者的头都向西”。犹如耳边两声枪响，它们震得我大脑一片空白。一刹那，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是谁？一个死者还是一个送葬者？两个都是或都不是？六千多年，上千公里，在一个动作中错位。“文革”中，北京附近我插队的小村子，作为每次葬礼上抬棺材的六个人之一，我太熟悉了，墓地的方位和埋葬的习惯：村庄北面，头向西——历史迫近到一个出奇不意的角度，在我之内，突然显形。
空间上的“中国”是其土地，时间上的“中国”是其传统，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从八十年代初至今，我至少三次被改变评价：“反传统的诗人”——当诗开始寻找自己的语言，当然令被“文革”口号训练出的阅读习惯大惑不解；“寻根—追求传统的诗人”——我的《半坡》、《敦煌》、《与死亡对称》等组诗，追问苦难现实深处的历史，却因其标题被误以为要“寻回”曾经茂盛过、辉煌过的昔日；“被抛出传统的诗人”——一九八九年后，我从一个中国诗人变成持新西兰护照环球漂泊的中文诗人，除了用中文写下的诗，再没有别的“中国人”的外在证明。“我差不多忘了做一个活在自己国家里的诗人的感觉了”——当一位苏格兰诗人指给我看麦克白斯城堡的废墟，我说。
但我是否有过“自己的国家”？没有人来自“中国”，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中国的”没有别的意义，它仅仅指出了一种存在的深度。像这些方块字，无人称、非时态，于是所有人轮回于一首诗字里行间；而一个忽略时间的动词，揭露活生生的我，其实早已是一块化石，充满知——“道”的恐怖①。对于我，如果没有插队时亲耳听到死者头骨磕碰木板的咚咚声，“半坡”，这所谓中国文化的第一页，就只是一个词、一则远古神话；如果不是我的写作，以形式的变幻，突出了精神上的那不变的指向：在我里面，触摸人的处境——让我自己是一个活的小小传统——那么，屈原、李白、曹雪芹和“五千年”，就只在我外面：是过去，而非现在。是知识，而非思想。

①“知道”一词，在中文里，由“知”和“道”两个字组成：知——万物之“道”。

一个关系要颠倒过来：祖国、母语、传统，我们以为“先天”从属的，其实正从属于我们——诗人无须“寻根”，他自己就是根，一个源头，一个抚摸土地找到声音的半坡人，一首诗（即使写在电脑上）依然是一个文化上的石器时代。我不是“中国的”诗人，甚至不止是“中文的”诗人。中文的局限和可能，被传染了我的个性、乃至怪癖。我只是“杨文的”诗人——“非公共性”是一切诗的属性。所以诗人敢说：“没有我，母语不会是这样。”
这一点儿也不怪诞。“中国文化传统”，诞生于一首刚写下的短诗内。“中国的”，取决于我的重新发现和选择。“我”，歧义的、细节的、美感的，一种源于独特美学的气质和道德观；而物理性质的“祖国”，或受制于文化心理结构的“传统”，则是定义的、梗概的、推理的，被简化通约为出生登记表和户口本的最小公分母。其数目的庞大正如内容的空洞。这是现实中必然的美学冲突：介于雅俗两种品味之间；这又是诗必然轻蔑、必然抛弃的冲突——诗只存在，就足以令政府公诉人身旁又聋又哑的“历史证人”无地自容。
敞开语言从而敞开感觉和思想的可能，这是一切诗最深的主题。经由偶然、但已命定我将使用的中文，我必如此“传统”：传统到不能容忍“民族诗人”的名义、和无须中国国籍的程度。什么是半坡人的国籍呢？那些精美的彩陶，不需要另一个寄生的“出处”。它们本身就是出处，让一个文化从中起源。让我，听见那第一滴血，如此清晰如此灼热，六千年了，走投无路——正在我自己体内哗哗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