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政治神话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困境

编者按:旅居西方的中国诗人杨炼在本文中剖析中国当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指出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转型中不能突破党的思维方式,而找到独立的自我定位,文学便空前畸型成为意识形态脸上的面具。

冷战后的中国,代表着昨天意识形态战场上一夜消失的另一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它活着,因而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积累的历史、政治、道德等等知识也活着。有一个对象能赞美或诅咒——对当代中国文学而言,这是幸运还是厄运?

对中国政治的单调图解

主要是幸运,在西方畅销的几大“中国艺术商标”中,“中国政治”是最触目、最响亮的一个:写在国内的,必是“地下”;活在海外的,当然“流亡”;介绍一个中国诗人,只要“持不同政见”一词出口,已保证了他的诗不可能是不好的;同理,《上海生与死》、《一滴泪》、《鸿》、《红杜鹃》,以及据说近百部压在西方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回忆录,哪怕写作意识再平庸,语言风格再单调,只要符合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想像:好莱坞式的反抗英雄挑战红色恶魔,就足够以“严肃文学”之名,搭上“中国热”的东方快车;连它们的代理人,也成了市场成功的风向标。那就更无须惊讶,张贤亮这样曾是“中国古拉格”囚徒的作家了。从英国“文学写作年”艺术节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他一定名列贵宾首席。他的企鹅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美女+英雄+性欲》的畅销公式,写中国监狱里畸型变态的人性,让读者享受够了被《自由》感动和窥淫的双重满足。是的,政治,多好懂的的题目!
当代中国文学者,存在着一个“政治神话”,它如此方便使用,就像遵照一句“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作品的题材、作者在中国的政治遭遇,是仅有的价值标准,而作品的形式,无例外的越简单直白越好——此类作品的畅销,与它们一句一个信息的“无风格写作”不无关系——一个公式:越直接描写中国政治,作品的反应越热闹,出版社和评论越不吝啬广告和词藻。他们不是在评价一本书,而是在重申一个历史,再宣读一次,一个已被确认为“正确”的结论。“中国文学”只是戴在意识形态之争脸上的一块面具。问题是,对中国而言,有没有西方一厢情愿的“结论”?或者说,西方从自己文化历史背景出发,为中国“社会主义”、“共产党”等等词汇设想的内涵,是否存在?如果不,“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实际上是什么?而“政治”,如果不仅指作家被批判或进监狱,还至少得包括其独立的社会思考与行动,那“中国的政治”有多少价值?一个反讽是:“文革”中被打倒,禁止的绝大多数作品,不仅不“反党”,简直在一片痴情地歌颂“新中国”,它们是任何意义上的官方“革命文学”;许多自杀的作家,并非由于受不了虐待或抗议,而是受不了党对自己忠诚的怀疑;以至,常见出狱后的“右派”,比“左派”更左地迫害别人,来洗刷昔日的冤屈……

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失败

不,理解中国现实的钥匙,不是中国“政治”,而是转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完成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总背景,同时构成了近几代人文化思考的中心主题。所谓“中国文化传统”,不是皇帝、小脚或线装书,而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承认部分属于整体结构;二、由结构的整体规定每一部分的位置,乃至内容,比具体观点更深的,这个思维方式“自上而下”层层维系着规定/被规定的关系:道家的自然与人类,儒家的社会与个人;大如“国”的权力结构,中到“家”的人伦道德,小至一个人的潜意识心理轮回,并未改变,仅仅加深加固了这由每个人参与建立的对自己的压抑。所谓“转型”,其实就是要颠倒主从关系:由个人选择其社会位置和态度:由“自我”的反思重新发现文化的系统和内容,这个并不复杂的题目,却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处境复杂了:谁能否认,共产党自己不是这个“转型”的诸多尝试之一呢?受伤的民族虚荣、幻灭的文化优越感、战败者的耻辱和青年人的真诚,曾构成了对西方既爱又恨的感情: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进口西方政治、文化词汇,又拒绝放弃中国古老、定形的思维方式。一个又一个“群众运动”,从一九一九年“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旧,毁了“传统”的外在形式,却更深地被罩入自身之内“非自觉”的传统思维方式阴影,共产党时代,在无数“新”的定语下,中国人(包括作家)的“自我”被放弃到空前的地步——确实“改朝换代”了,也确实无非换了个朝代而已。
那么,这成了一个翻译学的问题:在中国,“阶级”意即“等级”;“革命”意即“造反”;“政治”意即“权力”;“社会主义”意即“大统专制”;“历史”意即“替天行道”……没人能进口一个完整的外来文化。“政治”词汇离开了西方文化土壤,被中国充满了误读,它们只揭示了一个挑战:中国文人转型,必须从自己的文化内部找到,并确立个人的、自我的价值,不是抽象的“人民”,不是群体化的“地下”(相对于“地上”?)或“流亡”,是每个人,对每件事的思考和选择。我不得不说,“共产党”和“共产党文化”提供了一个“现代转型”失败的例证:既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又未能以“自我价值”为基点建立新的思想体系。于是,丧失精神内涵的权力和金钱,只能以绝对值为唯一价值。今日中国的文化处境,只是一个传统文化被空前畸形恶化了的处境。

加入共产党丧失原则的文化转型

回到当代中国文学,对我来说,“政治”题材的泛滥——毛的各种面孔、文革的口号与追忆、血与性的变态故事、天方夜谭般的装饰性情节——比没人谈论它们更可怕,沉默至少是严肃的,大谈而不深究灾难的原因却是虚伪,甚至分享罪恶的利益:所以张贤亮一边被称为“中国古拉格作家”,一边答西方记者:“中国没有政治犯”;一边作“米兰·昆德拉”,车边安然出入国境;一边写二十二年被迫害的经历,一边以这经历论证他的“下海”,他的建立宁夏电影城、他的出任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他的祖国“开放改革”之正确性……这一点儿也不矛盾:作同一个制度的受害者(在西方)和官方“高干”作家(在中国),双重角色意味着名利双收——双份的版税和桂冠。邓小平时代的“彻底实用”(注意:有别于西方“实用主义”),令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加入“共产党式的”文化转型:没有了原则也就没有了限制——没什么不可做、没什么不可卖,包括同一间牢房里难友的血。死者们甚至梦不到:自己的死能帮助他们中的一位如此飞黄腾达!
无论是不是讽刺:当代中国文学比共产党自身还需要共产党。除此它几乎没有话题。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王蒙,这位五十年代的右代、大西北劳改二十年后复出的名作家,“六四”血洗前赵紫阳的文化部长,以“诽谤罪”起诉官方意识形态的喉舌《文艺报》,因为它指责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影射邓小平。一个危险还是诱惑?如果用“一石三鸟”来形容,这块“起诉”之石,首先击中了欢呼——以一介平民控告意识形态专制制度,王蒙不愧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表率;其次才有趣:海外看“起诉”的形式,中共却看起诉的内容——作家要讨还自己政治上的清白:“我没有攻击邓小平!”第三最妙:作家算着了,中国法院决不会受理此案。他是保了险的赢家,一场预先删除了现实恶果的舆论丰收——中国作家利用共产党的方式,恰好使自己被共产党所利用,毕竟,“起诉”本身,已是共产党“健全法制”的胜利,这场游戏中,“玩”与“被玩”互相依赖,权术技巧之炉火纯青,与“政治”内涵之空洞无物彼此反衬。人人加入中国的“政治神话”,以创造自己的神话。而“假思想之名谋利益之实”,则贯穿了当权者,被权力迫害者,甚至权力的反抗者。权力看到,无论它的姓氏为何,都将在一代代后来者身上、笔下继续下去,这样权力才最后成功了。共产党没有“破坏”独立思考,它只是还没建立而已,“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它的原名是“权力催眠中心”——集体的半睡眠状态,集体拒绝醒来。

文化问题被简化或冷战冲突

因此,所谓“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政治神话”,只是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神话”。仅仅由于没人愿意承认它不存在,而存在了——一个复杂深刻得多的文化问题,被简化成了“冷战”的冲突。西方“政治”知识,难以解释同一个共产党怎么直接从“开放改革”跳到“开枪血洗”,同一位作家为什么写滥了“苦难”却写不出中国现实的深度?其实,在更深处,共产党与中国作家,并非简单对立,它们面对的是“文化转型”的同一困境:从纯实用地维护“大一统权力”,到承认每一个人的“权利”,与从全景式地扫描“中国之命运”,到写进哪怕一个小人物灵魂的颤慄,是同一个变化过程:从整体的、规定的(“国”的)转向个别的、变幻的(“人”的)。作品的深度,只是作家的“自我”被文学式揭开或撕裂的程度。
到这一步,“题材”就失去意义了:一部直接描写囚徒的小说,也许正潜在地支持着那个把囚徒关进铁窗的思维方式;而一行关于小猫和孩子的诗,却可能击中人性深处的黑暗与残忍。一个标志是:作家的“自我意识”在整个苦难中扮演什么角色?造作的“清白”一定是谎言,承认“同谋罪”则真诚得多。由此开始,对人性追问的深刻丰富,不能容忍作品仅有一个平庸浅薄的形式:“深”,所以必须“新”——“持不同……见”,首先在美学上,然后必然在政治上由个人作出选择——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不再是过去同一思维方式中的权力角逐:被拒绝的不止某个角色,被拒绝的是整个游戏。
很可惜,但是真的:就充实的、思想的意义而言,中国还很少有“政治”:当代中国文学中也还太少好的政治文学。“冷战”结束了,西方文学界和中国作家自己,都有一个机会更新知识结构,认清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包括什么是今天“政治”的含意——也许,当代中国文学中终于没有了“政治神话”,中国,才将既有政治,又有文学。
西班牙·巴塞罗纳——英国·伦敦
九七年四月至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