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明”

　　中国汉代的许慎已经在他著名的《说文解字》中讨论了汉字构成的“六法”（又称“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个汉字造字法的经典解释，两千年来无人质疑。但是，倘若我们更敏感一点儿，“进入”到汉字的生成历史内部去看，就会发现，“六法”并非简单的并列，它们之间，还有一个隐身的时间因素在。具体地说，汉字的根源，开始于“指事”和“象形”的视觉特征，因而最早的一小批汉字完全是外在事物的图画性缩写，如“日”、“月”、“人”、“马”。后来，才又以语言本身为隐喻，“以事为名，取譬相成”——通过后面的“四法”，逐步抽象，使汉字成为一个与文化史互动衍生的语言系统。

　　举个例子，一个汉字“明”，字的构成因素是“日”加“月”，意思是“明亮”。这里，“日”、“月”都是早期典型的象形字，而“明亮”这个概念，则是在象形字基础上的进一步抽象。一个“明”字，包含了至少三重步骤：从观察事物到象形临摹、再到综合抽象的完成。一个汉字，首先是一个“被看见的”形象，那种象形性，虽然后来会被引申变化，但仍不失其突出的视觉因素。其次，才是声音（请注意造字者赋予“Ming”的第二声调，一种旭日般向上升起的音调），它在字面上是“看不可见的”——比较一下英文的“Bright”的读音怎样闯进你的眼帘吧——一因而被我称为“秘密的能量”。最后，扩展成为思想观念。仔细考察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中文诗形式的理解。直接的视觉，在古诗规则中演变成“对仗”：上下两行诗句之间，每个位置上的字必须对应，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数字对数字、甚至颜色对颜色等等，“一对”诗句就是一个视觉——空间的共振场。隐含的音乐，发展成作曲法似的“平仄”，给诗里的每个字规定了声调。最典型的中文格律诗形式如七律，堪称一个逐级扩展汉字象形／空间因素的系统。（请参看我在《伦敦诗歌》杂志２００５年春季号上评论英译《千家诗》的长文）。象形性，既是古老汉字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追求语言自觉时必须回溯的源头；正是从那里，去理解汉字哲学上和美学上的真正特征。

　　庞德借助于费诺罗萨的文稿而接触汉字，进而翻译中文古典诗歌，再进而创造“意象主义”，为他自己赢得了艾略特的“发明”一词。在我看来，这个词与其说是小小的讥讽，不如说是大大的赞扬。面对这些个性如此鲜明、与西方“语法”如此格格不入、而且至今还没被中文语言学家解释清楚的汉字，诗人不“发明”自己的理解还能做什么？庞德最宝贵的，是他面对语言的创造性态度。从诗人的直觉出发，拨开学院词藻的浮萍，直接从水底捞取玉石。他的“意象”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开”了汉字，让我们窥见那些千年封闭的小盒子里齿轮的精密运转。他不是汉学家，却足以令汉学家汗颜，他使“汉学”具有了开启人类智慧的意义。从叶芝起的全部现代英诗都得益于意象的坚实和具体。“各个层次的抽象思想静悄悄融合在一起”——也许罗伯特 • 勃莱很久以后的一句话描述得更准确。

　　我的所有诗作，都可以看作一种从意象继续“发明”的努力。从早期用一个自造汉字命名的长诗《YI》，到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再到最近出版的英译长诗《同心圆》，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基因，是从汉字象形性引申出来，经过意象、结构扩展的空间观念。《同心圆》第五部分，即使对中国读者也恍若天书。这里，诗作标题的关联纯粹是象形——视觉上的。我把“诗”这个字拆开，用组成它的三部分（三个独立的字：言、土、寸），各自和其他六个包含了同样偏旁部首的字相连，发展成一个组诗。最终，三部都以“诗”字为终结的组诗，建构起“一个字之内的世界”。我必须要求Bloodaxe印出这些汉字，因为正是字形本身，在凸现一种从语言学贯穿进现实的诗意。一种跨越中国内外、中文内外、自我内外的“人之处境”，无需时态因为包容了所有时态，一个本质的象形文字，以我们自身为蓝本—— “这地点不变／一个人才找回自己灾难的经历”（《同心圆》）。

　　

杨　炼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