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 ＡＩＲ

————中文、庞德和《诗章》

第七十六《诗章》里的 in the timelss air ，被中译为“在永恒的时空中”，恰恰违反了本来的诗意：非时间的／大气——写出了一个从时间（人为的观念）分离出来的空间。世界非时间地存在着。而“永恒的时空”，强调的却是时空的永远合一。原诗中一幅唐朝禅悟岁月生死的青绿山水，被译成了欧洲中世纪神学教义。我认为，庞德这句诗真是举重若轻，既点破了人类杜撰时间历史的虚妄，又以无始无终的“大气”作为反衬，向活在“历时”中的人们，展示了一个“共时”的超越层次。某种意义上，这短短一行，已抓住了整部《诗章》的根本诗意。

T.S.Eliot 称庞德“发明”了中文诗，实在可以读作一种褒奖：他发明的，是自己对汉字和中文古典诗中某些因素的独特理解。事实上，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和感受方式，本身就在更新被认识之物。我曾把庞德的唐诗英译称为“伟大的误解”：“伟大”，因其独创性——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人（包括中文诗人），意识到汉字独特构成方式、汉语语法的特殊可能性、以及中文古典作品的哲学和美学，对现代世界文学创作的价值；“误解”，在于他首先是一位英语诗人。他对汉语和中文诗的思考，始终以转型为英诗创作为目的。他以西方文化史为背景，去“发现”中文的启示，因而汲取的都是那些他“能够”汲取的东西：汉字的造字法、古诗中的“意像”拼贴、儒家观念等等，却未曾（或不可能）注意中文古诗形式的其他必要因素：平仄、对仗、诗体结构的设计……“伟大的误解”其实是一种筛选。他从间接了解的中文，提取英诗——特别是他自己的诗——创作的灵感：从早期的意像派运动革新了整个英诗语言和感情表达方式，到后期《诗章》中渗透的“共时”的诗歌意识，对中文独特的“发明”，在庞德创作中堪称一以贯之。我不得不承认，就时间先后而论，二十世纪以中文为母语的诗人，在对待语言的个性化态度方面，也无一不是庞德的后继者：我们所作所为，仍旨在超越语言的无意识，进入创造性的自觉。

对我来说，庞德的“中文诗”研究，始终环绕着一个潜在的中心：对“共时性”的思考。他以诗人的直觉，首先透过汉字和中文诗的构成，把握住这个启示；进而，从中提炼出自己的哲学态度；终于以一部《诗章》将其充分呈现。

汉字和中文诗的构成正是一个“共时性”的同心圆：

庞德极为关注汉字的造字法（“诚”这个字已造得完美无缺……），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汉字的空间因素。字不仅仅是画面。每个字内部不同部分的拼贴，带来视觉、听觉、意义、联想的多种组合。它本身已是一首诗，是一个诗一样多层次的空间。

严格地说，汉语并无西方意义上的“语法”：通过尽可能细致地区分人称、时态、词性、单复数等等，去捕捉一个动作或一个事件的“具体”。汉语最触目的特征，是无论人称、时间、状态怎样变换，动词形态不变——恰恰在放弃“具体”，而以“抽象”为目的。它暗示的是：“现实”不存在，唯一的处境是语言。“这个”人、“这个”动作、“这个”时刻，一经写下，就成了普遍的、共同的。写作就是综合，而不是在分析。

中文古诗里“意像”的拼贴并置，正是汉字空间性和汉语抽象性的延伸：笔划之间、每个字内不同部分之间、字与字之间、形象与形象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解除了语法逻辑上的规定，却到处留下断裂和空白。当想像去连接时，“抽象的层次静悄悄渗透于其中”（罗伯特 勃莱）。庞德由此引申出“意像主义”。但，这里的关键不止意像，而是空间——删去（毋宁说包容）了时间的空间。一首中文古诗的形式，其实是一个袖珍宇宙。以最典型的“七律”为例：首二句起（以非对仗暗示时间性）；中间四句两两对仗，横向展开空间的涵量；尾二句再回到非对仗构成呼应。诗中的主题，绝少西方式的线性议论，却更象一点之内的层层开掘呈现。一个意像共振场，谁读，就被囊括其中。

中文古典诗传统，从来与所谓“自然诗学”无关。恰恰相反，它的形式设计，体现出的正是极端的人为性——人为到令人误以为“天然”的程度——作为题材的“自然”，不该也不能代替“诗学”。我常常强调“文”，而不是“语”，正因为“文”的书写性。中国历史上书写文字和口语的长期分离，促成了从汉赋、到骈文、再到绝、律诗体的形式创造：建立越来越完美的、被有机加强的诗意空间——以取消时间：一个七律的形式，能被中国诗人们延用千载；而诗人们不断重新编选古今诗集，却没人去写作一部“诗史”。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现第一部以西方进化论观点写成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一个喜剧或悲剧？

什么是诗的“共时性”？概括而言：在时间观念上，以“共时”包容“历时”；在生存经验上，以“处境”包容“事件”；在语言意识上，以“抽象”包容“具体”；在叙述角度上，以“无人称”包容一切“人称”。最终，写作不仅仅谈论存在，它本身就是存在——在另一个层次上，把古往今来的世界，统统变成材料和片段，供它拼贴。诗并非只把过去拉回到现在，因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只有 air——timeless地存在在纸上，一首诗。

对于我，《诗章》的根本诗意，正存在于它“共时”的诗歌意识与“历时”的诗歌语言之间。那意味着：一首诗对人类变幻历史的综合。这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片段穿插、大规模的意像（姑且把“意像”一词理解成广义的）拼贴，与其说强调的是“史”，不如说恰恰是史之幻象——“万变”背后那个“不变”。每个人只是“人”那个词的一部分，包括庞德自己。希腊神话故事、孔夫子的谆谆教诲、比萨战俘营中的日常细节，发生在某时也就发生在一切时：如同中文动词永远的原型。但庞德的难度，在于他得用英文写作。他对共时性的追求，意即对英文历时性的突围——在历时中超越历时——与自己语言内在的限制相对抗，进而对抗西方逻辑性思维、以及贯穿西方文化传统的“历史叙事”。这个最深刻的“不可能”，在《诗章》每一页上震撼我。如果说，中文诗的共时来自于先天，那《诗章》的取消历时，则是一场真正的人间搏斗。庞德不能仅仅“阐述”这个主题，他“呈现”出一种取消的方式——这内在决定了《诗章》的结构和语言：章节之间的断层、无所不在的碎片、突如其来的空白和转换，潜藏着秘密的命运的因果链。错综复杂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直到出于必须而非卖弄学识使用的多种语言，唯一突出的是：区别之不在。唯一存在的是《诗章》，那超越的文字：in the timeless air ，一个包容历时的共时。

“共时”的诗歌意识，并非只是玄学游戏。它所触及的，正是人类生存的彻底困境。历时的经验，以共时的命运为深度；共时的走投无路，又被历时的沧桑轮回所证实。最终，两个层次，互动着揭示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庞德与当代中文诗创作，保持着某种神秘的平行关系：“意像主义”／蒙胧诗（八十年代初）；《中国诗章》初译／中国反思传统和语言的“寻根”诗（八十年代中后）；《比萨诗章》出版／流亡诗歌及其国际经验（九十年代）。中文诗人对现实——特别是中国昨天与今天纠缠混淆的“现实”——的感受，成为我们“发明”自己诗歌的原动力。这表现为：“重写”传统和语言的自觉，以创作深化汉语内在的可能性。当代中文诗中意像的跳跃、句式的自由、诗思的迅捷、层次的丰富，尤其以建立空间结构代替线性描述的方式，并非仅受西方某某主义的影响，乃是中文空间－共时的性质使然。在最好的表现中，当代中文诗直指一种人类赤裸裸的无处可逃。

九十年代，《比萨诗章》的中译出版，对中文诗歌界和庞德都是一件大事。中文读者终于领略到了这部巨作较完整的一部分；而庞德（但愿他活着！）的欣慰，则是看见：那道横在《诗章》共时的诗歌意识和英文历时性之间的裂缝，终于被弥合。在一个个方块字中，那些曾紧紧捆住他的语法锁链，突然解脱。世界，一举还原了它本来timeless的面目。种种分裂、交叉、汇合，都是片段又都是整体，无所谓片段也无所谓整体，诗无始无终——就象他本来是用中文写作的一样。到此为止，《诗章》真的完成了。

杨　炼

二０００年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