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我们

它早已活着，现在活着，将来也会继续活下去。它不是一个词，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条河，一座连绵不绝的山脉。它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细胞中和心灵的每一次颤动中，无形，然而有力！它使我们不断意识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并非对于昨天的否定。昨天存在过，还会永远存在在那里。在渐渐远去的未来者眼中，昨天和今天正排成一列，成为各自时代的标志。
它是传统，谁都无法、谁也不能摆脱的传统。我们基于共同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语形式。说它是形式，因为它从不规定某种题材的“时代性”，而是规定了某种特殊的感受、思维和表达方式，它在创造每一件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使我们服从。我相信，任何个人的创造都无法根本背叛他所属的传统。每一个艺术家在他所提供的“单元模式”中，都自觉或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浸透着传统的“内在因素”，这是他自身存在的前提。传统应当被理解为“内在因素”所贯穿而又彼此独立的“单元模式”系列，像一趟用看不见的挂钩连接起来的列车，活在我们对自己环节的铸造中，并通过个人的特性显示出民族的特质。
所谓“内在因素”和“单元模式”，是我在探讨传统时设计的两个词语，前者指那些摒除了单纯外部特征后而使传统仍然成为传统的东西；后者指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融合各方面因素而自成的艺术风格。例如：当我们探讨屈原这个中国伟大诗人的“单元模式”时，不仅会注意他所独具的许多艺术特色（即他与同代或以后的伟大诗人们不同的地方），而且会注意到他与其他同代或以后的伟大诗人们相同的地方。具体地说，当屈原通过《天问》、《离骚》等诗篇，强烈地表现出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直接把握的要求，成功地赋予这种要求以一整套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象征体系，并构成巨大审美快感时，他就在本质上完成了他重新发现传统的任务，他最具特色的变革恰恰使他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了传统本身：楚文化中最具魅力的神话——巫术体系的“内在因素”。
同样，在远距屈原数千年之后的我们这里，形成贯穿着传统“内在因素”的单元模式，也依然是每个艺术家的使命。强调传统的意义并非企图仅仅以此判定艺术品的价值，没有任何一个“过去的”标准能用来衡量“今天的”东西。强调传统就是强调“历史感”——这个名词尽管早已为人所知，但可惜还未能在创作中充分得以体现——强调对于艺术进程中应当扬弃或保持的不同部分的清醒认识，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现在”。“现在”只有在与“过去”相比较的时候才有确切的意义。而盲目怯懦的人们往往无视这个根本命题。同出于一种无知，有的人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抛弃传统”，有的人自命不凡地宣称自己“反传统”。结果是相同的，因袭伟大祖先的外表服饰并不能就成为伟大的后代（一种丑角？）；而无休止地模拟外来影响也变成另外传统的笨拙俘虏；两者从不同方向同时进行着消失自己的努力。
我们今天要建立些什么？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必须进行新的综合，诗的威力和内在生命来自对人类复杂经验的聚合。诗歌传统的秩序应该在充分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有机加入后获得调整。再没有比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更轻而易举的事了，但古今中外的大师们所付出的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艰巨劳动。
必须千方百计地占有知识，从面拥有供分析、比较的基本原料，把握永远在变化、发展而又具连贯性的民族精神，重新找到、发掘并确立那些在历史上与我们相呼应的东西，从纷繁复杂的来源中提取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内核”，这就是曾被叶芝称之为“成熟的智慧”的那种能力。智慧不是聪明，这两者本质上的区别在于聪明始于单纯，终于浅薄；智慧始于复杂，终于深刻；聪明或许会以某种先天性的新奇感受耀人眼目于一时，智慧却首先是丰富的经验，刻苦地追求和最终形成的坚实的思想结构。我以为如果没有内心的充实，所谓感觉纯属一种幻影。只是在成熟的、具有坚强意识的较少数艺术家笔下，鲜明的形象才正确地被赋予诉诸读者感觉的意义。只有这样，“创造”才成为一个事实。
我们谈到分析、比较，这里应当提倡某种“批判精神”。诗人应当具有对自身需求的敏感，而汲取知识以满足需求却不是无选择的。艺术家只有在能够透过言辞的外表效果而洞察作品的“内在重量”时才称得上真正的艺术家。正因为如此，列宾对马雅可夫斯基赞不绝口，罗丹酷爱苏狄阿斯，艾略特从但丁的诗中引申出一整套艺术哲学——这些彼此风格迥异的大师，因为他们对艺术本质的深刻感知挽起了手臂。另外，我们确实看到，一些诗人在写出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后，很快就被自己无休止的复制“稀释”了，这也是缺乏批判精神的表现。对于诗人自己的历史来说，这种“批判”更为重要。诗人的一生，应当是自我更新的一生，既不怕打破旧有的平衡，又不断追求在更高水平上的新的平衡。“批判精神”是汲取的前提，“自我更新”是创造的必然。不断更替的充实和空虚，蕴藏着诗人成长的全部奥秘！
面对当今诗坛，我要说：有些口头上大谈其如何忠实于“传统”的人未必懂得“传统”，他们仅仅满足于作隔日雷鸣的微弱回声；而一味凭借个人直感，以为这样就可以“反传统”的人也终将因根不固而叶不盛，很快凋敝于他所轻蔑的土地上；这两种人都忘记了，所谓“自我”既不仅是个人本能的冲动，又不仅是集体共同的法则，恰是此二者的融合。艺术追求必然同时体现个性和整个传统的总趋向。
那么，要真正地坚持传统，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呢？我认为首先应明确自己诗的位置。假设有这样一个坐标系：以诗人所属的文化传统为纵轴，以诗人所处时代的人类文明（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为横轴，诗人不断以自己所处时代中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反观”自己的传统，于是看到了许多过去由于认识水平原因而未被看到的东西，这就是“重新发现”。就像当我们追求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既呼应、又抗拒的“诗的世界”时，在屈原一系列伟大诗篇中所找到的印证一样，那些被先辈们的天才早已珍藏在作品深处的宝藏，将因为新的才华的注入而焕发光芒。处在“坐标交点”上的我们的诗，也因此具有了某种自觉的“纵深感”：两个领域互相渗透，使它同时成为“中国的”和“现代的”。
这篇短文来不及进一步探讨传统“内在因素”的具体问题，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分子，不妨列举一些饶有兴味的题目：如，△中国独特的象征体系（据我所知，还没有人从这一点出发对《易经》作过细致探讨）；△中国哲学、艺术、宗教中反复强调的客观、综合和超越性（超功利性）；△自然诗观和自然意象（中国诗中独特的视觉语言——多层次具象感知）；△诉诸读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意识冲动”；△屈原诗中有机的复合结构；△过去轻率地以“玄学”弃之的“悟”与“静”等典型东方思维方式，还有众多构成中国诗特性的具体技巧等等。一首意义重大的诗应当首先对于文学有所贡献，而不是仅仅愉悦一下这群或那群听众的耳朵。
传统，一个永远的现在时，忽视它就等于忽视我们自己；发掘其“内在因素”并使之融合于我们的诗，以我们的创造来丰富传统，从而让诗本身体现出诗的感情和威力；这应成为我们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我们占有得越多，对自身创新的使命认识得越清晰，争夺的“历史空间”也越大。
传统在各个时代都将选择某些诗人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是的，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