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个主动的“他者”

——我们能从法兰克福书展学到什么吗？

　　二零一零年是中国的虎年，中文里有一个和老虎有关的成语：“与虎谋皮”，说的是有人和老虎商量，希望老虎交出自己美丽的虎皮。那不是在褒贬老虎，而是在讽刺那个人，竟然愚蠢到以为老虎会同意交出虎皮。可笑吗？但同样的例子发生在现实中，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了。刚过去不久的法兰克福书展，就是在我们眼前上演的“与虎谋皮”的好戏。法兰克福的光天化日之下，很多人听到了深山虎啸。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因此学到了什么？“中国”这个巨大而怪异的问号，能给世界引发什么思考？至少，在将来少干与虎谋皮的蠢事？

　　对于去年十月以中国为主题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没人感到高兴。书展主办者当然不高兴，因为期待中的“中国热”不仅没热起来，反而兜头被浇了一盆冷水。由于试图取消对中国持不同政见作家的邀请在先，研讨会上向“坚持原则”的中国官方代表团道歉在后，思想上、道义上遭到双倍惨败。但中国政府也不高兴，本来以为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威势，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一定呼风有风、唤雨得雨，谁知钱并不能买到一切，想象中“文化奥林匹克”的奢华，恰恰衬托出思想专制暴露在世界面前的灰头土脸。同样，中国政府挑选的官方作家也不高兴，成功者如莫言、余华，本来希望的是从法兰克福走向世界，获得比中国更高的名誉、更多的金钱，但一场意识形态风暴，迫使他们“朦胧”不得，而必须清楚表示自己的立场。中国官方要退场就得退场，要表态就得表态。连技巧纯熟的“变脸”游戏，也玩不下去了。最后，就连风暴中心的中文独立作家也高兴不了，虽然整个书展期间，我们频繁出现在各种报纸、电视、广播上，但连篇累牍的热闹中，除了重复早已背熟的冷战套话、意识形态口号、“东西方”的简单分野，有什么基于今天中国生存和文化复杂性的新颖讨论？以及作家独特揭示的思想深度和文学创见？非黑即白的群体言词，也是一种“市场”，在它覆盖下，文学真正追求的思想、艺术个性又被取消了。最终，“中国”是什么？思考中国能否获得新的启示？还是喧嚣过后，再次不了了之。法兰克福书展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错？面对二十世纪中国这只老虎，又当了一回与中国政府“谋皮”的蠢人，却白白失去一个通过深入中国现实、激发世界反思自身处境的宝贵机会。

　　今天的中国，已经和冷战式的专制、民主对立思维无关，而成为一个标志，指出当今人类整体陷入的思想困境。是的，人们对它的自相矛盾感到古怪不安。一方面，它明确坚持传统的共产党专制；可另一面，又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老大哥”，通过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特别是专制体系下人为低工资创造的超额利润，在把握住资本主义见利忘义的命脉后，玩弄西方政客一如玩弄自己的“人民”，同样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于是，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以下几乎所有西方政治家，访问中国时说的那几句关于“人权、民主”的话，与其说为劝诫中国官方、不如说是敷衍国内媒体和选票，说过之后赶快坐下谈买卖，那些话有什么结果，早已扔在脑后。即便如此，“老大哥”也仍然要表示不满。去年法兰克福书展后的圣诞节那天，中国政府判决作家刘晓波十一年徒刑，仅仅因为他是温和、理性地为民主建言的《零八宪章》的作者，并组织了三百多独立知识分子共同签名。判决日期是精心挑选的，但那不是为了用假期躲避西方媒体的关注，而是一记直接抽在西方（或把人权原则和西方文化相联系的）抗议者脸上的大耳光！因为中国政府算准了，和可能的经济、党派利益比，受辱的“民主国家”只能忍气吞声，而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抗议举动。那么，这场游戏中，谁更自相矛盾？是中国官方？还是号称民主的西方？人性得堕落到何种地步，才能对这种自相矛盾视而不见？一种思想上的无奈和无力，病毒一样蔓延在这个假话加空话、实用加虚伪的世界上（一个词、义彻底分裂的世界：你什么都能说，却什么都不意味！）。甚至大多数文学，也被斩断了从生存到创作的血缘，而沦为这空洞世界的无聊装饰。就是说，“中国”问题，已经和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无关，它像一块钢印，打在今天横贯东西方的人性的自私和玩世不恭上。“中国”透镜，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真相。法兰克福书展上大红大绿的中国面具，正戴在这一整出闹剧扭歪的脸上。

　　选择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题国，是个很勇敢的想法。我必须承认，开始时我对此充满了钦佩，甚至期待。我期待这个选择，是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的深刻认识上，包括对它的政治现实，也包括对它在经济改革中焕发的文化活力。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学并非完全令人失望。从七十年代末“朦胧诗”以来，当代中文诗始终令人兴奋。文革灾难的“噩梦灵感”、贯穿八十年代的历史和传统反思、“天安门大屠杀”后的流亡写作、在当下权／钱全球化中坚持“个人美学反抗”的自觉，以建立和古典中文诗歌美学的创造性联系为动力，产生了一系列力作。与诗歌的想象力遥相呼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直面现实的纪实文学，从拒绝遗忘黑暗过去的《夹边沟纪事》（杨显忠），到为九亿农民申冤的《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从让小人物直接发声的《底层访谈录》（廖亦武），到冒险调查食品污染事实的《民以何食为天》（周勍），可以说，在缺乏法律公正、新闻自由的中国，纪实文学已经建立起一个小小的“传统”，使文学保持了生命的夺目诗意。确实，由于许多小说家不顾思想控制下市场的畸形，太追求商业成功，中文小说尽管数量庞大，质量上却是一个弱项。但就我所知，仍然有若干作家如张炜（《古船》、《九月寓言》）、韩少功（《马桥词典》）、刘震云（《遍地黄花》）、李锐（《无风之树》）、阎连科（《为人民服务》）等等，在尽可能严肃的思考、认真的写作。甚至此次书展被中国政府“指定”为官方作家代表的莫言，如果认真读读他的《檀香刑》等充斥极端暴力的作品，也得承认，那里血淋淋映照出的正是中国的现实。这里，我还没提到九十年代后的“网上中国”呢，那才是中国民意表达的主要途径。它的批判性如此活跃，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没结束，就已经对那假大空地利用文化骂声一片。其中涌现的如韩寒等年轻作家，在数亿网上读者群中影响极大。这是一个远远超越了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化转型中的中国。

　　我的问题是：所有这些重要也有趣的题目，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哪去了？“中国主题”，如果离开了思考这个活生生的中国，有什么意义？除了偶然身在德国的萧开愚，书展上看不到一个中国大陆诗人的影子。出版了著名《底层采访录》德文译文的廖亦武，获得了邀请却公然被中国禁止出境。与此相对，中国官方作家代表团，是个纯粹的旅游团。上百人里，绝大多数没有一个字被翻译成德文，一到达法兰克福，就被关进离城几十公里、出门漆黑一片的旅馆，“坐完”开幕式，立刻被派往其他城市，哪有和德国作家、读者交流的机会？和中国官方合作，从开始就奠定了被“宣传”的命运。而书展组织者不知出于什么信念，一厢情愿地构思了那个“著名的”研讨会，希望把中国政府和持不同政见人士友好地“邀请”到同一张桌子上，他们真以为中国官方代表会顾及“面子”，而不管自己回国后的麻烦？国家的面子是抽象的，自己的官位可是实在的。哪个共产党官员（包括胡锦涛本人）敢承担“向西方压力屈服，出卖祖国利益”这句话的压力？“与虎谋皮”的愚蠢，到了试图取消邀请、甚至阻止持不同政见者发言，就变成了“与狼共舞”的肮脏。这支序曲之后，整个书展期间意识形态话语铺天盖地的轰鸣。媒体也像吸到熟悉鲜血的鬼魂，借助于尘封的冷战知识，理直气壮地夺得了道德、市场双丰收。可喧嚣之间，我总感到一种空洞。“政治正确”的词汇在头上飞来飞去，好像是炮弹，可细看无非是爆竹，空空炸开，响亮而缺乏杀伤力。当一切遵循口号的逻辑，只在“共产党”名下，只有赞成或反对，结果一定是可怕的简单化。它第一与现代转型中丰富的中国擦肩而过，第二回避了世界上每个人必须深思的“中国提问”。因而既没触及中国的、也没触及我们身边的现实，却用同一种宣传思维，覆盖和取消了个人判断的独立性。这情景，很像我曾戏称当代中国小说的“有事没人”——堆满了历史事件，却没有在内心、性格上能站住的文学人物——很遗憾，中国主题的法兰克福书展，也被传染了同一种毛病：中国，在对“中国”的谈论中，漏掉了。

　　那么，真正的“中国”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每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作品里。一个人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个案”。相对于思想和创作上的自我选择，所有总称的“中国”，包括民族、国界、文化、乃至东西方等等群体概念，都是假命题。我们习惯了谴责专制，却常常忽略问：面对同一种政治压力，为什么作家的反应可以截然不同？有的人沉默屈从，有的人油滑加入，也有人特立独行，不惜为此在祖国之内或天涯之外流亡。当代“走红的”中国作家，有最令人眩目的舞蹈身段。阿来的《尘埃落定》里，西藏题材是写给西方人看的，解放军进驻藏区是写给党看的，而爱情加色情是用来赚读者的钱的。你能说这不算一种天才？他也确实在几面都讨好成功了。中国作家玩政治，玩文学，玩市场，把中国的“官方”，直接兑换成一种世界性的自私。这已远不是禁止或自我禁止那么简单，而涉及一个作家对“人和文学”的根本定位了。相反的案例也有，我想到高行健的《灵山》，这部书构思于他被批判后的自我放逐中，从动笔之初已经明确，这将是一部只能死后出版、甚至永不出版的作品。于是，他能真正放开，如写作一部遗言那样，把对人生、世界、男女、自我、文学的全部思考放进去，根本不考虑市场地写得尽兴解恨。即使没有诺贝尔奖，这作品也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奖赏！

　　柏林DAAD安排的高行健和我的活动，是书展上让我满意的事。我们没有盲目追随流行的喧嚣，而是把论题拉回文学本身：一个个人，在这自私和玩世的全球大一统中，该怎么想、怎么写？怎么用写的难度证明想的深度？这里也有“对抗”：诚实和虚张的对抗。用承认一个人、一部作品，仅有“弱者的力量”和“冷的激情”，去抗拒种种许诺的空洞。我们都曾是“中国”的流亡者，但从来不是“中文”的流亡者。作为同时的内在者（Insider）和外在者（Outsider），我们能清楚看出，对当代中国，西方当然是一个“他者”，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更隐蔽的）“他者”？“中国问题”的深度和难度，正在于它找不到任何现成的答案。每个人必须独立筛选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在自己的个案中，作一个主动的“他者”。本来，共产党中国就是一个非中非西、亦中亦西、在文化上双向失控的怪胎，现在它更挑战着人性的底限。有了纯利益这面镜子，西方喋喋不休的“人权”、“民主”，更显出塑料花似的空洞。今天这世界的思想危机，远甚于经济危机。当“无思想”的集权，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一种硬通货？），畅销世界通行无阻，那么，作一个主动的他者，又哪里只是对中国作家的要求？这是鉴别全世界每个人思想自觉的标准。同时，它也在鉴别危机中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有存在的必要吗？在创作和生存间，有没有一种深刻的联系？还是认可这平庸，给空洞世界加上些空洞的装饰？这次，“噩梦的灵感”应该读成：中国的“噩梦”——世界的“灵感”。尽管“深度”一词，在“后现代”成了大忌，但我们有什么“后现代”吗？人类始终如一的困境，能被历时的空洞说词划分、减弱吗？在今天，中国挑战是世界性的，中国激发的思考也是世界性的。面对人性空前的绝境，一句“个人美学反抗”里，共时地囊括了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曹雪芹、策兰，直到我们。他们就是我们的深度。要成为主动的他者，“深度就是一切”＊。

　　中国主题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一次悲哀而有益的尝试。与其说它回答了问题，不如说它提出了问题。或许，它提出的远比人们曾想象的问题更多更深。“中国”这道裂缝，撕开了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的浅薄和丑陋。我们还会再一次自欺欺人，以为炒了什么人的鱿鱼，麻烦就已过去？游戏可以接着玩，可以继续品尝堕落的美味了吗？我们是否能从法兰克福书展学到些东西？对此，我不抱幻想。一次书展没那么大力量，能改变这普世的自私和实用。我庆幸自己用中文写作，因此能沉浸进这提问“同心圆”的中心，在那儿建立作品的“同心圆”。归根结底，困境中受害的是作品，获益的也是。

　　＊引自我的文章《发出自己的天问》

　　杨炼
　　伦敦，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