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中的国际

一．

从什么时候起，伦敦和我的关系变了？从一座我漂流途中偶然经过的城市，变成了一种“定居”之处。更准确点儿说，一个我在外国获得的“本地”。第一次被那个感觉触动，是搬进现在这个寓所的第四年。一个秋冬之交的阴冷下午，我在厨房里，从后窗朝外看，不知不觉地，好像眼睛在寻找什么，找到了：已开始落叶的、枝条空疏的花园里，那同一个梢头差不多同一个地方，又挂着一只苹果。还是那么小、那么圆、青里透红，和去年那只、前年那只一模一样。像个来赴约会的鬼魂似的，衬着灰蒙蒙的天空，朝我打着信号。

四次见到同一根枝条上最后一只苹果，这地点对一个人来说就不同了！

甚至谈不到伦敦，我的外国“本地”，其实不超过几个街区。在城北，这个连许多伦敦佬也不知道的ＳＴＯＫＥ ＮＥＷＩＮＧＴＯＮ，是时间把它变成了“我的”：当我不再只住个三月半年就搬走，这条街就不再抽象。它从我匆匆经过的无数条街中站出来，停下。这些房子、邻居，都脱下面具，恢复了活的年龄。这个街角，每到春天就喷出一树白花，它在记忆中如此艳丽，也因此，当那棵树莫名其妙地被锯倒，我诗里“街角上的唐朝”也同时轰然倒下！当一座墓园、一条河谷成了我散步的自然选择，一片常年浸湿的鲜绿、云影漂过时的一明一暗、夏夜寂静中的雁唳，就渗入我，成为我自己的节奏。季节就这样再次和我有关了。它让我写：“从未真正抵达的秋天／从来都是秋天”，“从未真正抵达的远方／从来在逼近脚下”。我也是一只苹果，能感到果皮破了，一个地点带着它的人群、口音、风景、天气，挤进果肉。一根后天衔接起来的脐带，把我变成一个外国的“本地人”。但，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自然而然”的？历史的？谁的历史？城市的还是我的？我看见的“本地”是当地人的“本地”吗？他们看得见“我的本地”吗？……我每天问自己。

在远离故土的外国找到一种本地感，比纯粹的漂流更怪诞。作为当代中国诗人，从八十年代末踏上流亡之途起，二十多个国家在脚下滑过。“无根”的痛苦不难理解，“无家可归”的悲哀甚至是一种必须。每个早晨醒来，陌生的房间都在提示一个我梦中的房间：在中国，北京西郊，圆明园废墟附近，一间名为“鬼府”的小屋，一望可知是从一间旧教室改造的。我的书桌是半块玻璃黑板，却记录了我“青年诗人”的全部经历；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两只骨灰盒，一只是母亲的，另一只是老保姆的，她们在那儿，我总能感到两束呵护的目光。先天的“本地”就像血缘一样不可更换。我的写作，曾经清清楚楚是那血缘的一部分，来自它也属于它。可突然，这些都变了。后天获得的“本地”，把先天那个推得更远。我的难堪在于被迫承认，“流亡”并非终身专业，也不提供绝对值，却是一种能被磨损和替换的物质。就连血缘也不值得夸大：一个人能在任何地方生存写作，因而不必抱怨命运把你抛到了哪里！当原来外部的“动”变成了“定”，才暴露出内在的“不得不动”。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离开中国多远了？”应该是“我在自己内心和语言里挖掘多深了？”本地，在我不停的凝视中变得无限大。它把我的国际漂流包含在内。象四散的日子，用一只小拳头似的苹果聚焦。空间和时间，倒转构成得多么诡谲！

二．

一批用中文写作的诗人，长期住在外语环境中，参与世界各地的文学活动，甚至以作品的译文获奖，这是中文文学史上一个新现象。无论基于诗人的敏感，还是诗汲取现实的天性，上述情况都不可能不影响我们生活和写作的方式。此文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为意大利ＳＣＨＥＩＷＥＬＬＡＲ出版社的中、意、英三文对照本《大海停止之处》而作。这里，三种文本勾画出一部诗集的“国际”旅途：我的中文，与我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间的漂泊血肉相关；意大利译文，在继续我和译者鲍夏兰、鲁索间从未间断的对中文诗的讨论；而霍布恩的英译，则给这本书打开一个更加广阔的读者世界。这个诗的“国际事件”，表面上看，正与本文的题目背道而驰：要讨论“本地”，怎么离“本地”越来越远？但只要深入一点，就不难发现，其实“本地”正是“国际”的前提。因为不同“本地”体验的比较，“国际”才成为一个实体，而非一句空话。将近二十年前，我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命运之点”。我谈论的是文革中我插队的那个小村子“黄土南店”，在那儿，我的人生第一课，学到的是人和大地间既爱又恨的纠缠感情。黄土养育的一代又一代，也象被黄土的牢狱囚禁着。直到，千百年被轻轻抹去，也带走我流失在那里的三年。是鬼使神差吗？我怎么知道，以后，这种我绝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被抛入命运渊薮的地方，会一再出现？“命运之点”，有种种化身。它能是一个地方，也能是一种状态。１９８９年之后，中国诗人先是被迫、进而接受、终于自觉的放逐，确实是一次“洋插队”。当我们不再仅仅抱怨失去的东西，而是讨论“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对一个处境的理解就清楚了。“现实是我性格的一部分”（《伦敦》），它也是诗反抗的天性的一部分。我的国际漂流，也可以说一动没动。在我和中文之间、我和诗之间，始终有种稳定的关系。那就是由一部部诗作体现的、外在世界向我的语言世界的不停转化。犹如一个剥离过程，把任何文化、语言、国度、地域、社群、政治、乃至学派诗友的共性因素剥掉，我只和自己某个特定的语言阶段有关。这个“本地”，既在我的漂流轨迹上，因而包含“国际的”层次；又警惕着“国际”的空洞，而坚持以每个点上的具体感受互相对话。一条由“本地”与“本地”组成的轨迹，让诗作和诗人重合在一起。

诗集《大海停止之处》，收入了我九二至九三年间的全部诗作。那两年，被我称为漂流途中“最黑暗的时期”。回国之梦越来越渺茫，陌生人群中的日子看不见尽头。生存的压力且不说，我们用什么去填满“为什么写”和更严酷的“怎么写”那个黑洞？顾城就是在这个黑洞中消失的。他的悲剧，集历史的遭遇和写作的困惑于一身。他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鬼进城》，与其说是新的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现实“连贯性”的崩溃。我能清清楚楚感到那崩溃背后的一种寻找。诗人得找到一种能够归纳现实的形式，以使自己的语言——和自己——活下去。这正是我一直强调的形式与内涵之间“必要性”的由来。《大海停止之处》可以被看作我的寻找。九二年初，我到达纽约，诺大的都市中认识的朋友廖廖无几，住在窗口开向哈德逊河的房间里，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在沉下去。“四月 以河流为幻影／河流那忘却的颜色 以我们为幻影”。对我来说，周围的“黑暗太多了 以至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我没法想像，英语的“黑暗”一词竟然没有复数形式。就这样，诗题《黑暗们》成了我的故意而为，翻译成英文后，我竟强加给英语一个词！《类似阴影的房子》一辑，写于纽约上州的艺术村ＹＡＤＤＯ，松树环绕中，我的小小工作室，“昨夜再也不会过去 你／四周阴郁的窗户只开向一个人的疼痛”。那两个月，简直是一次原子能释放。当《天空移动》，我们也移动，从北半球的夏天移入南半球的冬天，滞留在新西兰的几个月，真像“走在墙上的断脚”，脚断路也断，唯一能做的，就是俯瞰“死羊羔的海”，像一棵树被明亮空旷的天空压迫着，“突起漆黑的前景”。在我的想像中，这整部诗集是一次长途助跑，迂回曲折地奔赴某个起跳的刹那。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就是那次起跳。它在这部书的结尾，把一个诗歌阶段和一种人生阶段集合了、完成了，既是终结又像源头。那个在中国写“把手伸进土摸死亡”的我，终于在自己之内摸到了大海。“海”不再只是一个字，一个遥远的神话。我自己的漂流把它移近了，认出了，“大海 锋利得把你毁灭成现在的你”。我记得很清楚，澳大利亚悉尼城外，那块南太平洋岸边高耸的峭壁上，我坐着，涛声自脚下传来。岩石的尽头，正像日子，“尽头本身又是无尽的”。流亡者的“无根”生涯，在冥冥中让我盯视着自己出海——自己在自己之内出海。那一刹那，是不是诗的最后一行“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已经注定了？这个组诗，在我全部写作中意义重大。不仅因为我写它时，体会了少有的诗和诗人“共振”的状态，日常生活就像加入写作似地提供着完美的意象；更因为那个犹如天赐的组诗形式：四章，四个结构，四种层次，一层层追问着“现在”，轮回到脚下这个处境深处。我在这个形式里建立的空间，像建筑，更像音乐。一个自觉的设计是，在相似的句式之间、每章同构的尾句之间，创造一种音乐般的内在记忆。这样，组诗最后一节中出现确切的地理描写就不奇怪了，那最精确的恰恰是最象征的；我从悉尼大学回“家”的路，恰恰是生命的“无家”之路。“所有不在的 再消失一点／就是一首诗……”这首诗，给我漂泊的困惑一个确认：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我终于找到那个人生的形式了。

三．

当代中国文学先天的可悲，在于被意识形态简单化，以及明知一场游戏的无聊却还得玩下去的无奈。或者说，大多数“作品”，无非是意识形态的殉葬品。它们被写出来、发表、炒作，却毫无文学的意义，更谈不到创造任何思想价值。对这个世界而言，共产观念早就死了、完结了。中国人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斗争，和博物馆里复制的恐龙大战没什么区别。当然，这个简单化，也方便了不愿意——或没能力——学习的读者评者，在同一块化石里，“共产”恐龙和“冷战”宣传兼备，那生产一部政治动画片还不轻而易举？可是，诗内在的丰富性在哪儿呢？让诗人着迷的创作之美在哪儿呢？什么是诗的真正的问题？

我把我迄今为止的创作分为《中国手稿》、《南太平洋手稿》和《欧洲手稿》，三个名称，都在突出我生活之处和我写作的联系。用比喻的说法，那是一张我自己的世界地图。不同的地点，被作品一处处标出。我喜欢感到：地点是活的，它们能“不知不觉”潜入我的文字，成为隐在里面的鬼魂。在这个意义上，“本地”不止是我居住的地方，它必须是被我“纳入”了我的写作的地方。当我在中国写《与死亡对称》，黄土下那个近在咫尺的死亡世界就被唤醒，支离破碎的兵马俑，像一个个方块字重申着万古不变的命运。同样的例子，当我在苏格兰铁灰色的大西洋边朗诵《大海停止之处》，我才第一次发现那组诗有多么蓝！诗句有比我深刻得多的记忆。那南太平洋无影灯一样雪亮的阳光、空中弥漫的透明粉末，夏夜凝成固体的炎热，都蓝莹莹的，能被吸进肺里，融入血液，再钻出手指，留下笔迹。“蓝总是更高的”，谁在高处远眺过大海，谁就知道那不是诗人的形而上学，而是一个物理的事实。但正因为它的精确，才把我的那一段经历结束得漂亮，并能够开启长诗《同心圆》，我《欧洲手稿》中第一部作品。就这样，“本地”从不静止，它们随诗作的生长而生长。它们不停展示自己的“深度”，当一双诗人的、考古学家似的眼睛在观看！

我在九十年代初回答鲍夏兰、鲁索关于当代中国诗独特性的问题时，已经指出了迄今仍未过时的两点：一，个人生存的深度；二，从中文特征内产生的现代诗意识与形式。我说“生存的深度”，而不止是“政治的”，是把一个中国诗人的内心经历，作为一种人类的处境来看待。其中种种历史的悲剧、文化转型的艰难、现实的压迫、语言的断层，都发生在“自我”内部。“我”正是通过不停探寻自身内黑暗的极限与存在对话的。和这个要求相比，政治的表面题材不够深；僵硬的痛苦姿势不够深；“晦涩得太简单”的意象游戏不够深；尸体、血泊、腐烂、蛆虫等等可怕词藻不够深，当詹姆斯•乔伊斯说：“谁没尝过流亡的滋味，谁就读不懂我的作品”，他谈的就是我想要的“深”——深入到对“中文性”的占有、及更新它的能力之中去。那不是一时的哗众取宠，而是我说过的“必要性”：《与死亡对称》中，中国历史触目的怪圈循环、中文动词的不存在时态变化、一组诗形式内跨时间的大规模拼贴，三个层次互为因果又互相渗透；诗集《无人称》，从标题那个词起就拒绝翻译，不是简单的“无人”，而是明明有人，却没办法去辨认他、称呼他，那种白白流失的存在才真的残酷了？《大海停止之处》，把“字”的内在空间性层层放大，到意象、句子、一首诗、每章、整组，直至全部诗集实际上也服从一个隐蔽的结构。漂泊生涯中最锋利的时间性，恰恰被包含在这空间之内，回旋、渗漏、遗失，被毫不留情地取消，大海就这样“停止”。

反思二十世纪的文学，一个世界性的误会在于“为新而新”。其实，“新”应当是“深”的自然延续。一个前所未有的诗意，必然要求前所未有的形式。人们常常谈论我诗中的“残忍”，其实该谈的是把“残忍”传递给读者的方式。你感到它的撞击，是因为诗“写出了”它。诗人在语言之内创造了它，令人上瘾的，正是“找到了”的一刹那无可替代的快感！古老的中文诗传统，远远没有穷尽其启示。庞德对中文文字的“意象”研究，虽只取一瓢饮，却已深深滋润了现代英诗及欧美诗，甚至反哺了中国诗人。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对中文诗歌传统的再发现。古诗形式中的“对仗”，突显出汉字规整呼应之美；“平仄”，作曲般设定了语言的音乐感；“用典”、“唱和”，换成当代词汇就是“互文性”；而形式成就最高的“七律”，就象一个纯人工的小宇宙，透过至今莫测的中文语法，泄露出操纵语言的形而上学。要讨论的东西太多了。我知道，我的诗颇具难度。但创作的乐趣，正在于突出纯诗的（纯形式的）因素。你们能读到的是，每个句子都在构成意境，叠加的意境暗示着隐身的结构，而一首诗打开一个音乐式的空间。“当你不能理解时／你聆听吧”（《戈雅一生的最后房间》）。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伟大形式主义传统——“雅”的、艺术的传统——惨遭毁灭的今天，我能做的，是用一部部作品，把我自己写成一个小小的传统。它的生长，已经回答或取消了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

四．

本文的四节，有意呼应了《大海停止之处》的四章结构。四个层次，完成对一个主题的内在发掘。伦敦之成为我的“本地”，正相对于我到达它之前八年半的漂流；而我的漂流之诗，又在文字深处贯穿了古往今来一切漂泊者，直至把他们一一带回我的住址。地理和心理之间，哪儿有什么界线？“国际”一词，纯然是反证。什么是“国际”？哪儿有一个“国际”？谁生活在国与国之间？且标榜拥有那片虚无的“领土”？离开对每个“本地”的体会，“国际”就是空的、假的。离开对各个语言个性的理解，凭空虚构的“世界语”只能是死胎或贫血儿。离开对自己诗歌传统的占有，所谓“国际诗”不是幻想就是谎言，连文化交流的资格都没有。“本地”，说白了就是那么一种深深的触动，诗、诗人、内心、环境、大自然突然“通了”的触动。我在这儿，又远不止在这儿；我自己就是一本书，翻开，就能读出过去那些我、那些无我、一切非我之我。我追问，我就在“命运之点”。

一场真正的、全方位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展开：当我的中国、我的悉尼、我的所有“国际”漂流经历，都被包容在我的伦敦“本地”之内，成为重叠在它下面的地层，这街头就总是四面八方生活的汇合点；当散发黄土腥味儿的《ＹＩ》、整块蓝水晶似的《大海停止之处》、欧洲般色彩缤纷的《同心圆》、重申野蛮古老之美的《幸福鬼魂手记》，都被蕴含在刚刚诞生的一行诗之内，成为评判它的价值（或无价值）的参照系，这些词就是我诗人一生的又一个小小总结；当无数我不认识的语言，却通过译文认识了我的诗，我能透过神秘的符号，看到译者们或疑虑或兴奋的眼睛，他们是不得不和我作语言学对话的人，两种语言从各自的“本地”出发，去探测同一个诗意，那些提问直触诗的“存在”，我只有想像两个人各自炫耀自家祖传的珍宝时，能感受如此彻底的满足。那在这本书里，三个版本的《大海停止之处》，将带给读者三个大海？还是同一个大海以三个层次流动？三个层次上三种波涛的口音，我等着听那一片共鸣。

１９９９年，在意大利ＦＬＡＩＡＮＯ国际诗奖颁奖典礼上，我的演讲《提问者》，堪称一首献给屈原的小小颂歌。两千五百年前，他的《天问》以近二百个问题，组成了一首问“天”的长诗。那个“专业提问者”的姿态，至今仍未过时。它是根本的诗意，由于它，整部诗歌史成为一个同心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被修改成更有力的“承认无知就是力量”。这个同心圆，也把我站在伦敦寓所的窗前这一刻包括在内。风刮着，我清清楚楚看见，树梢上那只摇晃的苹果里，有一枚永远在加深的果核。

杨　炼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