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深”，于是“新”

——中日诗人对话的启示

“对话”的愿望，与其说是为了了解别人，更该说是为了探索自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攻”字，正是一种追问——在比较中，追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玉？是什么玉？这次中日诗人对话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正在这里：通过细读当代日本诗作，通过日本诗人亲自介绍日文的语言学性质、日本古典和现代诗歌转型的关系，我获得了一次绝无仅有的返观自身的机会：当代中文诗能否植根于汉字性，从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噩梦灵感”中汲取能量，激发出一种蕴含独特美学表现力的诗歌创作？它能否不论为为新而新的形式游戏，相反，成为揭示人性的深刻困境之必须？

我为此次对话准备的题目是《从“中国诗学”到“个人的中文诗学”》。我的希望，是通过我自己的写作，勾勒出一条“文革”后中文当代诗从群体的政治判断向个人的美学判断演变的曲线。我强调美学表现的“字”，而不止是传达观念的“词”，因为汉字的视觉／意象性、声调／音乐性、表意／文本性、结构／空间性正是中文诗写作要回归的“根”。我们必须在思想的、而非仅仅工具的意义上“重新发现”汉字的启示。令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参加的小组讨论中，野村先生立刻表示出对这个话题的强烈兴趣，并通过与日文开放性的比较，集中探讨了激活汉字的难度和能量。浅见先生本身是汉学家，他对唐宋间诗词转型的深刻理解，给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最佳参照。中国诗人陈东东先生则从现代汉语角度切入，提出自己应对中文转型需求的写作策略。

我在三个层次上感受此次中日诗人对话的珍贵：首先，这是一次真正的诗学对话，所有话题都聚焦在诗歌语言、形式和写作意识上，而经常把中国诗作简单化的“政治”，则只是讨论的潜台词。其次，这场诗学对话，不是在两个互不交叉的诗歌传统之间进行的，日本诗人对汉字和中文古典诗歌形式的熟悉，使我们的对话直接开始于庞德中文知识的尽头处。第三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这次交流，让我大大体会到了中日诗歌间的“不同”，从语言特性到传统变迁，再到对诗人写作态度的影响。这“不同”，穿透了使用汉字的表面近似，而接触到对历史和文化命运的认识。作为中文诗人，我们每个人得承担必然且必要的孤独，我们的诗套不上古今中外任何现成的理论。它的新，来自它困境的前所未有的深。我的长诗《同心圆》的最新英文评论说：“杨炼把诗意的语言扩张到了它的语言学极限”＊，这句话很到位，不如此诗人个性就不能在语言之内呈现到极致。而，谁呈现了，谁就拥有了“个人的中文诗学”。

 

＊Orbis, 国际文学季刊，第１３４期，英国。

杨炼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