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

————序英译《同心圆》

庞德《比萨诗章》的中译本出版后，我为它写了一篇小文《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 ＡＩＲ》，其中有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诗章》最终完成于它的中译。论据其实并不复杂，对我来说，《诗章》最深刻的诗意，正介于它诗歌意识的“共时性”和写作语言的“历时性”之间。《诗章》中既触目又令人费解的、似乎失控的大规模片段拼贴，用庞德“写一首英语里最长的诗”这一区区企图，显然解释不通。我认为，庞德真正的注意力，在于突破时间的局限，特别是存在于英语语法之内“时间性”的限制。他的《诗章》，纵横古今，正是要通过囊括迄今为止东西方的所有文化，剥去生活表象种种“不同”、直触存在“不变”的核心。也就是说，《诗章》不是史诗，它恰恰在用“诗”，把“史”的幻象抹去。那个诗的自足宇宙，无所谓始终，从而根本颠覆了欧洲的“史诗”传统。我不知道，庞德的这个创意，是否又得自他对中文古诗的“再发明”？但，中文却给了他最好的回报：借助于中文动词永远的原型——不随人称、时态变化而变化——《诗章》的中译，弥合了诗人和语言间挣扎的痕迹，最终完成了庞德对英语历时性的突围。中文读者读到的，正是这个被中文的独特性质“发明”的《诗章》，它是一个如此透明、稳定、无所不在而又天衣无缝的整体。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 ＡＩＲ，诗本身就是这ＡＩＲ。

我应当庆幸，当我一九九四年开始写长诗《同心圆》，我的“杨文”还差得远不足以直接阅读《诗章》，而《比萨诗章》在中国出版，又是迟至一九九八年的事。因此，我在《同心圆》中所做的，就免除了《诗章》中文版之嫌。《同心圆》的诗意空间，正是通过取消时间，来凸显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处境。这来自对中国现实和“中文性”之间一种至今诡谲的血缘关系的自觉。对于我，“共时性”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游戏，它是植根于作品内涵的一种“必须”。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在为《同心圆》的英译写序，ＢＲＩＡＮ ＨＯＬＴＯＮ的英文，在不得不明确人称、选择时态、固定单数或复数之后，是“打开”了一只密封的魔盒，还是“打碎”了一件精美的瓷器？我记得他那些闻所未闻的问题带给我的尴尬。但我得说，我喜欢这种尴尬。它们迫使我“看见”那些本来隐藏在原文的模糊地带中的东西。好象有一个与《诗章》的中译逆向的运动，ＢＲＩＡＮ通过把作品拉回“历时”的冲突中，用时间审视了每一行诗，把它们的内在关系找出来、公诸于众，并由此考验了其“共时”因素的可信度，这个举动既是语言学的，又是直指生存本身的。《同心圆》通过译文层次创造性的加入，让原作的挑战变得更危险、更丰富、更美。英译《同心圆》不是这部作品的完成，而是它新的开始——在中文之外所有“历时性”的语言中，继续它的历险。我在《同心圆》中与庞德对谈：“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我想，他会喜欢这个说法。

一九八九年，流亡开始，我面对的挑战，不止是“为什么写？”更是“怎么写？”也就是说，能否不停留在仅仅谈论“流亡”，而是继续发展诗歌形式上的创造力，使之配得上那所谓“深刻”的经验？作为中文诗人，这里又先天包括了一个更大的命题：如何让流亡中的诗歌写作，加入到整个中文诗歌传统的现代转型之中去？它应该是“更深的”，而非仅仅“不同的”。一九九三年的《大海停止之处》，是我在国外首次恢复使用组诗的结构。后来，我把那组诗的写作称为找到了一种“人生的结构”。从九四年到九七年写作的《同心圆》，把《大海停止之处》的形式要素发挥得更充分。我甚至想说：更“人为”——犹如一首“七律”作曲似的完美无缺——首先，整体上类似几何学的完整：全诗五章（之间以递增的符号“Ｏ”相联系），每章之内各含三部分；其次，结构内部的对称与稳定：第一、三、五章中相对“抽象”的思考，与第二、四章中自传性的具体内容相叠加，组成一个既变化又统一的多层空间。这里，“同心圆”之成为诗题和结构，仿佛有某种冥冥中命定的理由：它上承我早在长诗《ＹＩ》里就已开始的思考，又来自一个似乎全然偶发的事件：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在她做作品“天使真的存在吗？”时拍下一张照片，在一个几乎全黑的室内，唯一一只小灯泡的光，在地面漾开一圈圈“同心圆”。它的奇异，不仅因为拍下了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一种鬼魂？），更在于它似乎揭示出世界深处一个隐密的结构，由此赋予无所不在的黑暗一种组织、一个模式。没有它，黑暗则无从显形。我在第三章的散文诗中直接引入了这个意象。但，被组成了“同心圆”的黑暗，却远远超出了那个房间。它们无限延伸，把我的全部人生经验诸如自我／他人、国内／国外、当代／历史、现实／写作、存在／幻象、内在／外在……囊括进来，又穿过我，指向人之彻底困境。三年的写作，使《同心圆》加入了《ＹＩ》与《大海停止之处》的序列，形成了我自己的“小小传统”的龙骨，而那，正是我们期待的活的中文诗歌传统之根。

许多当代中文诗，给西方读者留下了“超现实主义”的印象。但对于我，那种“晦涩得太简单”的意象游戏，实在是对真正写作的贬低。在《同心圆》中，我全部的努力，都聚焦在“现实的深度”上。每行诗、每首诗的形式选择、整部组诗，其创造的动力都来自对人生存“处境”的追问。我得感谢我的“中国经验”（我直接称之为“噩梦的灵感”），那现实的残酷、历史的怪圈、文化包袱的沉重、与当今“主流”的西方文化衔接时的障碍，以及这同样作为毁灭和再生双重源头的古老语言……是它们，为我揭示出所谓“深度”有多少层次。当人们故作深刻地谈论着中国的“时间的痛苦”，孰不知现实比那可怕得多，我想表达的恰恰是“没有时间的痛苦”。一部中国“历史”，简直就象一个中文方块字，从不追随时间而变化。这就又回到庞德了，事实上，他不仅为西方“发明”了中文古诗，也为中文诗人们把中文重新发明了一次。我是说，他发明了一种看待自己语言的目光，从而使这些汉字脱离了原始的蒙昧（一种低级“神秘”？），而变成每个诗人手中有机的材料，去表达某种“非它莫属”的诗意！《同心圆》的第五章，如果你愿意，不妨称之为中文的“观念艺术”。我把组成“诗”这个汉字的三个部份（言、土、寸——每部份也是一个单独的字），各自与七个包含同样偏旁部首的字发展成一个序列，三个序列又都以“诗”这个字结束。这三七二十一首诗，组成了“一个字之内的世界”。它本身就以其题目上的视觉因素（中文性之第一层次）相联系，又在作品中，进一步处理从中文性到中文诗的各个层次：视觉、听觉、无人称、非时态、同（谐）音字、以字标音、回文、用典、偏旁当字、纵横阅读、断句……对中文追问到了极点，也在追问的尽头重新敞开了它。请别忘记整部长诗最后的那个断句吧：诗是——什么？这个开放的提问，直接继承着屈原两千五百年前的《天问》，时间和“进化”真的给人生带来了什么吗——当我们仍然痛苦地没有答案？

英译《同心圆》，是一座从塔尖向下建造的宝塔。ＢＲＩＡＮ在这里所做的，不是给西方读者增加一本文化观光的小册子，他在向自己和读者双重挑战。对自己，他几乎找不到从中文译出的类似作品可以作参照（我得说，与欧洲语言之间相比，甚至一般中文的翻译经验也大大匮乏），这一片空白迫使他不得不去“发明”！对读者，他的译文，完美地体现着诗的性质：不对庸俗品味低头的性质。我很高兴，即使在译文里，《同心圆》也保持了它“古老的背叛”的味道，我试图逾越中文界限的努力，被ＢＲＩＡＮ“译成”了英文中的创造力。它应该如此，因为我再次被感动了，当我读着这译文，觉得自己正挣脱时间，被接纳进一个古今中外诗的美丽的“同心圆”。

杨　炼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